说不出的心里的扰乱，
“呀”的缩头下来：
南无，神佛也未必见罪罢，
因为这已是故人的遗物了。
在南京的时代，虽然在日记上写了许多感伤的话（随后又都剪去，所以现在记不起它的内容了），但是始终没有想及婚嫁的关系。在外边漂流了十二年之后，回到故乡，我们有了儿女，她也早已出嫁，而且抱着痼疾，已经与死当面立着了，以后相见了几回，我又复出门，她不久就平安过去。至今她只有一张早年的照相在母亲那里，因她后来自己说是母亲的义女，虽然没有正式的仪节。
自从舅父全家亡故之后，二十年没有再到娱园的机会，想比以前必更荒废了。但是它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火焰（Fiammetta）的余光所映照着。
怀旧
读了郝秋圃君的杂感《听一位华侨谈话》，不禁引起我的怀旧之思。我的感想并不是关于侨民与海军的大问题的，只是对于那个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前身略有一点回忆罢了。
海军鱼雷枪炮学校大约是以前的《封神传》式的“雷电学校”的改称，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还叫作“江南水师学堂”，这已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时鱼雷刚才停办，由驾驶管轮的学生兼习，不过大家都不用心。所以我现在除了什么“白头鱼雷”等几个名词以外，差不多忘记完了。
旧日的师长里很有不能忘记的人，我是极表尊敬的，但是不便发表，只把同学的有名人物数一数罢。勋四位的杜锡珪君要算是最阔了，说来惭愧，他是我进校的那一年毕业的，所以终于“无缘识荆”。同校三年，比我们早一班毕业的里边，有中将戈克安君是有名的，又倘若友人所说不误，现任的南京海军……学校校长也是这一班的前辈了，江西派的诗人胡诗庐君与杜君是同年，只因他是管轮班，所以我还得见过他的诗稿。而于我的同班呢，还未出过如此有名的人物，而且又多未便发表，只好提出一两个故人来说说了。第一个是赵伯先君，第二个是俞榆孙君。伯先随后改入陆师学堂，死于革命运动；榆孙也改入京师医学馆，去年死于防疫。这两个朋友恰巧先后都住在管轮堂第一号，便时常联带的想起。那时刘声元君也在那里学鱼雷，住在第二号，每日同俞君角力，这个情形还宛在目前。
学校的西北角是鱼雷堂旧址，旁边朝南有三间屋曰关帝庙，据说原来是游泳池，因为溺死过两个小的学生，总办命令把它填平，改建关帝庙，用以镇压不祥。庙里住着一个更夫，约有六十多岁，自称是个都司，每日三次往管轮堂的茶炉去取开水，经过我的铁格窗外，必定和我点头招呼（和人家自然也是一样），有时拿了自养的一只母鸡所生的鸡蛋来兜售，小洋一角买十六个。他很喜欢和别人谈长毛时事，他的都司大约就在那时得来，可惜我当时不知道这些谈话的价值，不大愿意同他去谈，到了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可惜了。
关帝庙之东有几排洋房，便是鱼雷厂机器厂等，再往南去是驾驶堂的号舍了。鱼雷厂上午八时开门，中午休息，下午至四五时关门。厂门里边两旁放着几个红色油漆的水雷，这个庞大笨重的印象至今还留在脑里。看去似乎是有了年纪的东西，但新式的是怎么样子，我在那里终于没见过。厂里有许多工匠，每天在那里磨擦鱼雷，我听见教师说，鱼雷的作用全靠着磷铜缸的气压，所以看着他们磨擦，心想这样的擦去，不要把铜渐渐擦薄了么，不禁代为着急。不知现在已否买添，还是仍旧磨擦着那几个原有的呢？郝君杂感中云：“军火重地，严守秘密……唯鱼雷及机器场始终未参观。”与我旧有的印象截然不同，不禁使我发生了极大的今昔之感了。
水师学堂是我在本国学过的唯一的学校，所以回想与怀恋很多，一时写说不尽，现在只略举一二，纪念二十年前我们在校时的自由宽懈的日子而已。
怀旧之二
在《青光》上见到仲贤先生的《十五年前的回忆》，想起在江南水师学堂的一二旧事，与仲贤先生所说的略有相关，便又记了出来，作这一篇《怀旧之二》。
我们在校的时候，管轮堂及驾驶堂的学生虽然很是隔膜，却还不至于互相仇视，不过因为驾驶毕业的可以做到“船主”，而管轮的前程至大也只是一个“大俥”，终于是船主的下属，所以驾驶学生的身份似乎要高傲一点了。班次的阶级，便是头班和二班或副额的关系，却更要不平，这种实例很多，现在略举一二。学生房内的用具，照例向学堂领用，但二班以下只准用一顶桌子，头班却可以占用两顶以上，陈设着仲贤先生说的那些“花瓶自鸣钟”。我的一个朋友W君同头班的C君同住，后来他迁往别的号舍，把自己固有的桌子以外又搬去C君的三顶之一。C君勃然大怒，骂道：“你们即使讲革命，也不能革到这个地步。”过了几天，C君的好友K君向着W君寻衅，说“我便打你们这些康党”，几乎大挥老拳，大家都知道是桌子风潮的余波。
头班在饭厅的坐位都有一定，每桌至多不过六人，都是同班至好或是低级里附和他们的小友，从容谈笑的吃着，不必抢夺吞咽。阶级低的学生便不能这样的舒服，他们一听吃饭的号声，便须直奔向饭厅里去，在非头班所占据的桌上见到一个空位，赶紧坐下，这一餐的饭才算安稳到手了。在这大众奔窜之中，头班却比平常更从容的，张开两只臂膊，像螃蟹似的，在雁木形的过廊中央，大摇大摆的踱方步。走在他后面的人，不敢僭越，只能也跟着他踱，到得饭厅，急忙的各处乱钻，好像是晚上寻不着窠的鸡，好容易找到位置，一碗雪里蕻上面的几片肥肉也早已不见，只好吃一顿素饭罢了。我们几个人不佩服这个阶级制度，往往从他的臂膊间挤过，冲向前去，这一件事或者也就是革命党的一个证据罢。
仲贤先生的回忆中，最令我注意的是那山上的一只大狼，因为正同老更夫一样，他也是我的老相识。我们在校时，每到晚饭后常往后山上去游玩，但是因为山坳里的农家有许多狗，时以恶声相向，所以我们习惯都拿一枝棒出去。一天的傍晚我同友人L君出了学堂，向着半山的一座古庙走去，这是同学常来借了房间叉麻雀的地方。我们沿着同校舍平行的一条小路前进，两旁都生着稻麦之类，有三四尺高。走到一处十字叉口，我们看见左边横路旁伏着一只大狗，照例挥起我们的棒，他便窜去麦田里不见了。我们走了一程，到了第二个十字叉口，却又见这只狗从麦丛里露出半个身子，随即窜向前面的田里去了。我们觉得他的行为有点古怪，又看见他的尾巴似乎异常，猜想他不是寻常的狗，于是便把这一天的散步中止了。后来同学中也还有人遇见过他，因为手里有棒，大抵是他先回避了。原来过了五六年之后他还在那里，而且居然“白昼伤人”起来了。不知道他现今还健在否？很想得到机会，去向现在南京海军鱼雷枪炮学校的同学打听一声。
十天以前写了一篇，从邮局寄给报社，不知怎的中途失落了，现在重新写过，却没有先前的兴致，只能把文中的大意纪录出来罢了。
学校生活的一叶
一九〇一年的夏天考入江南水师学堂，读“印度读本”，才知道在经史子集之外还有“这里是我的新书”。但是学校的功课重在讲什么锅炉——听先辈讲话，只叫“薄厄娄”，不用这个译语，——或经纬度之类，英文读本只是敲门砖罢了。所以那印度读本不过发给到第四集，此后便去专弄锅炉，对于“太阳去休息，蜜蜂离花丛”的诗很少亲近的机会；字典也只发给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字典”（还有一本那泰耳英文字典），表面写着“华英”，其实却是英华的，我们所领到的大约还是初板，其中有一个训作娈童的字——原文已忘记了——他用极平易通俗的一句话作注解，这是一种特别的标征，比我们低一级的人所领来的书里已经没有这一条了。因为是这样的情形，大家虽然读了他们的“新书”，却仍然没有得着新书的趣味，有许多先辈一出了学堂便把字典和读本全数遗失，再也不去看他，正是当然的事情。
我在印度读本以外所看见的新书，第一种是从日本得来的一本《天方夜谈》，这是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三先令半的插画本，其中有亚拉廷拿着神灯，和亚利巴巴的女奴拿了短刀跳舞的图，我还约略记得。当时这一本书不但在我是一种惊异，便是丢掉了字典在船上供职的老同学见了也以为得未曾有，借去传观，后来不知落在什么人手里，没有法追寻，想来即使不失落也当看破了。但是在这本书消灭之前，我便利用了它，做了我的“初出手”。《天方夜谈》里的《亚利巴巴与四十个强盗》是世界上有名的故事，我看了觉得很有趣味，陆续把它译了出来——当然是用古文而且带着许多误译与删节。当时我一个同班的朋友陈君定阅苏州出板的《女子世界》，我就把译文寄到那里去，题上一个“萍云”的女子名字，不久居然登出，而且后来又印成单行本，书名是《侠女奴》。这回既然成功，我便高兴起来，又将美国亚伦坡（E．AllenPoe）的小说《黄金虫》译出，改名《山羊图》，再寄给《女子世界》社的丁君。他答应由《小说林》出板，并且将书名换作《玉虫缘》。至于译者的名字则为“碧罗女士！”这大约都是一九零四年的事情。近来常见青年在报上通讯喜用姊妹称呼，或者自署称什么女士，我便不禁独自微笑，这并不是嘲弄的意思，不过因此想起十八九年前的旧事，仿佛觉得能够了解青年的感伤的心情，禁不住同情的微笑罢了。
此后我又得到几本文学书，但都是陀勒插画的《神曲地狱篇》，凯拉尔（Caryle）的《英雄崇拜论》之类，没有法子可以利用。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苦心孤诣的搜求他的著作，好容易设法凑了十六块钱买到一部八册的美国板的嚣俄选集。这是不曾见过的一部大书，但是因为太多太长了，却也就不能多看，只有《死囚的末日》和ClaudeGueux这两篇时常拿来翻阅。一九〇六年的夏天住在鱼雷堂的空屋里，忽然发心想做小说，定名曰《孤儿记》，叙述孤儿的生活；上半是创造的，全凭了自己的贫弱的想象支撑过去，但是到了孤儿做贼以后便支持不住了，于是把嚣俄的文章尽量的放进去，孤儿的下半生遂成为Claude了：这个事实在例言上有没有声明，现在已经记不清楚，连署名用哪两个字也忘记了。这篇小说共约二万字，直接寄给《小说林》，承他收纳，而且酬洋二十元。这是我所得初次的工钱，以前的两种女性的译书只收到他们的五十部书罢了。这二十块钱我拿了到张季直所开的洋货公司里买了一个白帆布的衣包，其余的用作归乡的旅费了。
以上是我在本国学校读书和著作的生活。那三种小书侥幸此刻早已绝板，就是有好奇的人恐怕也不容易找到了：这是极好的事，因为他们实在没有给人看的价值。但是在我自己却不是如此，这并非什么敝帚自珍，因为他们是我过去的出产，表示我的生活的过程的，所以在回想中还是很有价值，而且因了自己这种经验，略能理解现在及未来的后生的心情，不至于盛气的去呵斥他们，这是我所最喜欢的，我想过去的经验如于我们有若干用处，这大约是最重要的一点罢。
五年间的回顾
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于甲辰乙巳最为显著，现在略举数例，如甲辰“日记甲”序云：
世界之有我也，已二十年矣，然廿年以前无我也，廿年以后亦必已无我也，则我之为我亦仅如轻尘栖弱草，弹指终归寂灭耳，于此而尚欲借驹隙之光阴，涉笔于米盐之琐屑，亦愚甚矣。然而七情所感，哀乐无端，拉杂记之，以当雪泥鸿爪，亦未始非蜉蝣世界之一消遣法也。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恨，伤心百年之际，兴哀无情之地，不亦傎乎，然则吾之记亦可以不作也夫。甲辰十二月，天欷自序。
是岁除夕记云：
岁又就阑，予之感情为何如乎，盖无非一乐生主义而已。除夕予有诗云：东风三月烟花好，秋意千山云树幽，冬最无情今归去，明朝又得及春游。可以见之。
然予之主义，非仅乐生，直并乐死。小除诗云：一年倏就除，风物何凄紧。百岁良悠悠，白日催人尽。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可以见之。
这里的思想是很幼稚的，但却是很真挚，因为日记里一再的提及，如乙巳元旦便记着：
是日也，贺者贺，吊者吊，贺者无知，吊者多事也。予则不喜不悲，无所感。
又初七日记云：
世人吾昔觉其可恶，今则见其可悲，茫茫大地，荆蕙不齐，孰为猿鹤，孰为沙虫，要之皆可怜儿也。
那时候开始买佛经来看。最初是十二月初九日，至延龄巷金陵刻经处买得佛经两本，记得一本是《投身饲饿虎经》，还有一本是经指示说，初学最好看这个，乃是《起信论》的纂注。其实我根本是个“少信”的人，无从起信，所以始终看了“不入”，于我很有影响的乃是投身饲虎的故事，这件浪漫的本生故事一直在我的记忆上留一痕迹，我在一九四六年作《往昔三十首》，其第二首是《咏菩提萨埵》，便是说这件事的，前后已经相隔四十多年了。
丙午（一九〇六）年以后，因为没有写日记，所以无可依据了，但是有一篇《秋草闲吟序》，是那年春天所作，诗稿已经散佚，这序却因鲁迅手抄的一本保存在那里，现在得以转录于下：
予家会稽，入东门凡三四里，其处荒僻，距市辽远，先人敝庐数楹，聊足蔽风雨，屋后一圃，荒荒然无所有，枯桑衰柳，倚徙墙畔，每白露下，秋草满园而已。予心爱好之，因以园客自号，时作小诗，顾七八年来得辄弃去，虽裒之可得一小帙，而已多付之腐草矣。今春无事，因摭存一二，聊以自娱，仍名秋草，意不忘园也。嗟夫，百年更漏，万事鸡虫，对此茫茫，能无怅怅，前因未昧，野花衰草，其迟我久矣。卜筑幽山，诏犹在耳，而纹竹徒存，吾何言者，虽有园又乌得而居之？借其声，发而为诗，哭欤歌欤，角鸱山鬼，对月而夜啸欤，抑悲风戚戚之振白杨也。龟山之松柏何青青耶，茶花其如故耶？秋草苍黄，如入梦寐，春风虽至，绿意如何，过南郭之原，其能无惘惘而雪涕也。丙午春，秋草园客记。
在这里青年期的伤感的色彩还是很浓厚，但那些烂调的幼稚笔法却已逐渐减少了。上文说过的诗句，“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大抵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这里显然含着怀旧的意味。乙巳二月中记云：
过朝天宫，见人于小池塘内捕鱼，劳而所获不多，大抵皆鳅鱼之属耳。忆故乡菱**钓鲦，此乐宁可再得，令人不觉有故园之思。
这与辛丑鲁迅的《再和别诸弟原韵》第二首所云，“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差不多是同一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