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大冰盖下方的一个休息点时，我终于不堪忍受，一阵剧烈的反胃袭来，呕吐不止，几乎尝到了胆汁的苦。朋友们都吓了一跳，递上热水，轻拍我肩。我漱了口，颇为难为情地用雪将污渍掩埋，下意识地连说“对不起”。
刚刚缓过来，向上一望，又一串星星般的头灯闪动在更高的地方——老天，尽头几乎是在月亮上，山脊线开始了。坡度渐陡，前面的足迹是一串深及膝盖的脚印洞，每一步都要夸张地抬起腿，踏进雪里，再抽出来，额外费力。开路者想必筋疲力竭。
这一段原本是大冰盖，要铺路绳，用上升器攀登，但现在雪太厚，只须结组前进即可。结组意味着每个人“变成一根绳子上的蚱蜢”，必须尽量保持相同的速度，让彼此之间的绳子维持一个不松不紧的程度，共同前行。如此，结组保护才是有效的。
但我们已经疲惫得顾不上任何节奏了，彼此间的绳子时松时紧：没有一丝多余的力气说话、思考。用尽全力呼吸、迈步。只有这两件事。除此之外，全是忍受。
恶心，腹痛，头疼，困倦。所有的痛苦叠加成一团混沌的大雾，在一层层活剥我。我感觉自己的脑子已经罢工，肠胃在起义，心脏也跑路了，皮囊之下只剩一双肺还在苦苦坚持。
这哪里是受罪，这分明是受死。那种筋疲力竭，在很久之后仍然会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出发前，领队曾经在技术讲解的环节里说，人们之所以热爱登山，是因为在徒步过程中，只剩下“和自己的对话”。但到了某个极限，我发现，根本没有这种对话。大脑是一片彻底的空白，即使偶尔冒出零星的字眼，也不过是破碎的疑问：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到哪儿去，你这是在干吗。
登顶前的最后二十米，我望着前面那个惊悚的陡坡，顿时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再也不想走了：去你的吧。去你的什么登顶，反正都是大雾，什么也看不见。谁他妈在乎什么顶不顶。一切都看起来没完没了：大雾没完没了，痛苦没完没了。
小伊回头看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加油啊，最后二十米了。最后！”
她的声音混合着鼓励与命令。原来结组的另一个目的正在于此：总有谁，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一念之差，再也坚持不了了。但当你想到队友，你就意识到，不能拖后腿，起来，你可以的，你必须走。
必须。
如同宿醉断片后的回家：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还是上去了。
所谓的登顶，也只是意味着再也、再也不需要再往上了。想象中的喜极而泣并没有发生。我们虚脱地坐下来，眺望雾中看不见的远处，云海迷蒙。天什么时候亮起来的，没人知道。眼前就是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里面写到的那种“奶白色一片的盲”。
如果是晴天的话，眼前应是天色深蓝，如倒悬的大海；贡嘎主峰从云中探出，状如一只大理石雕刻的白鹰，正面对我们，展开双翼。这么切近，就在正前方。“你会感觉它近得就好像在拥抱你。”领队说。但接连几日的大雾，让那个画面显得无比遥远，只存在于想象里了。
紧接着而来的下撤，竟比攀登还要辛苦。许多山难都在下撤途中发生——放松警惕，失去登顶的激励目标，太疲惫，或者纯粹是因为下坡的陡峭，失控。
雪太厚了……走两步便摔倒在雪坑里。持续低头看路，颈椎疼到仿佛要折断。纠缠不去的恶心、头疼、困倦，天哪……看一眼来路漫漫，滑梯般的碎石坡，这么高——老天，自己到底是怎么爬上来的？！
小伊焦虑地说：“这个碎石坡真太吓人了，摔下去怎么办？！”
领队有点不耐烦：“怎么会摔嘛？！”
我心想：“……怎么不会？！”
另一位朋友叹了口气：“干脆让我滚下去吧。”
没完没了的碎石坡，刑具一般狰狞。滑坠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个个神经高度紧张，足足花了四个小时，才下撤到一号营地。稍作休息，还要继续徒步到大本营。本以为那已经够呛了，没想到领队连哄带骗，要大家别在大本营过夜，而是一鼓作气走到子梅村：“你们速度不错！绝对可以的！加油！”
迫于这种鼓励，我们仅仅稍作休息，便又继续徒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全都变成了走路机器——最终抵达子梅村时，时间已是傍晚八点半，距离前一夜凌晨开始的攀登，我们已经整整走了十八个小时。
而从进山开始的连续五天里，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电，没有洗头洗澡。一切都变得具体、纯粹、简单，一切只为了一个单纯的目的：登山。其余的世界消失了，也不再重要。
到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那种不可思议的纯粹和直接，正是登山的魅力。生活消失不见了，种种世俗杂念随着手机信号一并消失。你抽离到某种真空中，只有山在那里。
几天后，当我回到城市，把脏衣服扔进洗衣机，瘫倒在沙发上，拧开一瓶冰可乐的那一刻，忽然为这奇迹般的舒适感激得想哭。
每一个登山者都熟悉那些痛苦——裹在潮湿冰凉的睡袋里瑟瑟发抖，头痛呕吐，喘得好像肠子缠住了脖子……但正是这种折磨，创造了我称之为“钟摆效应”的体验：只有这样，才知道家里那张床、那双拖鞋和十五分钟的热水澡，有多么珍贵和奢侈。
没有对比，就没有幸福。
∞
人总是会记得自己爬过的第一座山，第一次远游，第一个爱过的人。这种感觉——
像诗行
像一条有车辙印的路陷入回忆
回忆一首云雀未听过的歌，回忆一笔辛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