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过静安先生课的国学研究院同学的印象是：“先生体质瘦弱，身着不合时宜之朴素衣服，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骤视之，几若六七十许老人。态度冷静，动作从容，一望而知为修养深厚之大师也”[92]，“他讲学的时候，常说‘这个地方我不懂’，但又宣称‘我研究的成果是无可争议的’。他这样讲，只能使我尊敬他”[93]，“先生于当世人士，不加臧否。唯于学术有关者，即就其学术本身，略加评骘。”[94]这大约就是置身学府的王国维的风格。至于为学之方法，先生给诸生以启发者尤多。一次对国学研究院同学姚名达说：“治《史记》仍可用寻源工夫，或无目的的精读，俟有心得，然后自拟题，亦一法也。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95]可见先生学问精神之纯正。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中，陈寅恪与王的关系最密。梁启超、赵元任也都极服膺先生之学，遇有疑难，梁总是说“可问王先生”[96]。
十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将静安先生一生的学术活动，作一简要的归结。
要之，静安之学似可分为六期：一、青少年时期（1877—1897）。主要在海宁家乡，读书、做塾师，可以称作“前学时期”。二、掌握治学工具时期（1898—1900）。来到了省城杭州，一面供职于《时务报》馆，一面在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和英文，是为“学术准备时期”。三、醉心于欧西新学，包括哲学、美学、伦理、教育，翻译介绍并研究创发，不遗余力。同时致力于诗词创作和词学研究（1901—1905）。王自己称为“独学时代”，实际上是先生学问进境的“新学时期”。四、由诗词创作和诗学研究，进而研究宋元戏曲，这是已往学人鲜有关注的学问领地（1905—1911）。也可以说，是先生之为学由“新”返“旧”之第一步。五，随罗振玉东渡扶桑，住京都乡下，阅读大云书库的丰富藏书，从金石、小学入手，集中研究古文字声韵、古器物和古史研究时期（1912—1922），这是静安之学的“旧学时期”，也是他学术创获的高峰期。六、最后五年（1923—1927），潜心研究元史和西北史地，在清华讲授《古史新证》，其为学更见平稳安成。角色则是从帝师到国学研究院导师。我愿意称这一时期为“潜学时期”。
静安之学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的特点，诚如近人王森然氏在《王国维先生评传》中所说：“先生之研究方法，所以能上世界学术界之公路者，实具最伟大之魄力与天才也。其考究商代甲骨、周秦铜器、汉晋简牍、唐人写本、古代生活、种族历史、社会制度，无一不以西洋最新研究史学之科学方法治之。”又说：“先生对学术界最大之功绩，便在经书不当作经书看，而当作史料看；圣贤不当作圣贤看，而当作凡人看；龟甲钟鼎经籍实物，打通一贯，拆穿古代史迹之神秘。此又与罗氏专信古代圣道王功者，迥乎不同。故先生驳许慎、驳郑康成，罗氏均不以为然，斥其过于大胆。此先生所以异于罗氏，而罗氏之所以不及先生者正在此。先生在古史学与崔东壁、康长素不同之点亦在此。崔、康仅能破坏伪古史，而先生乃能建设真古史。”[97]信哉，斯评。
而先生代罗振玉起草的《观堂集林》序中，也一再申明自己治学方法的特点：
余谓征君之学，于国朝二百年中最近歙县程易畴先生及吴县吴愙斋中丞。程君之书以精识胜，而以目验辅之。其时古文字、古器物尚未大出，故扃涂虽启，而运用未宏。吴君之书，全据近出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于程君，而精博则逊之。征君具程君之学识，步吴君之轨躅，又当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规模大于程君，而精博过于吴君。海内新旧学者咸推重君书无异辞。[98]
又说：
盖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在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君尝谓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99]
则先生之学实际上已融会了有清一代的学术精华，并与当时流行之疑古思潮很早就判然两分了。而他在仓圣明智大学的一位同事费行简先生，后来在回忆当时相聚论学的情形时也曾提到，静安先生认为“近世学人之敝有三：损益前言以申己说，一也；字句偶符者引为确据，而不顾篇章，不计全书之通，二也；务矜创获，坚持孤证，古训晦滞，蔑能剖析，三也”[100]。此可以反证王学之平实纯正，包括静安先生对自己著作所作的评价，看起来可不算低，实则不失为公允客观之论。
先生晚年执教于清华有两年多的时间，为学环境是好的。除授课之外，已开始对西北地理和元代史事着手研究。《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01]、《耶律文正公年谱》及有关辽金元史的一些论文，即写于此一时期。
十一
然当时之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时期，民国失政，执权柄的军阀互相攘夺，大的事变接连不断，每与静安的生命志向适相冲突，使他敏感的心灵始终陷于苦痛之中。1924年的“甲子之变”不用说了，每言及此，他都会愤激泣下。他曾与罗振玉、柯劭忞有同殉之约，结果未能实现。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北门学士约同死”句，即指此事而言。
另外，个人生活方面，也有几件颇不顺遂的事。一是好友乌程蒋氏经商破产，全部藏书抵押殆尽。自1919年秋天至1923年北上，先生为蒋氏编校藏书，前后四年时间，已完成经、史、子三部，集部则至明。沈曾植、朱古微、张孟劬等海上诸名公经常与先生雅集于蒋宅，彼此结下深厚情谊。蒋之破产，对王是一重大打击。二是1926年9月26日，长子潜明在沪病故，遗孀罗曼华年仅24岁，系罗振玉的小女。当时王、罗都曾到上海料理丧事，但罗携女先返，王、罗从此失和。表面原因是潜明有一笔遗款，合洋银两千四百二十三元，另罗女的款项有五百七十七元，总计三千元整。王请罗代收，罗拒绝。王因而致书罗氏：
亡儿遗款自当以令媛之名存放，否则照旧时钱庄存款之例，用“王在记”亦无不可。此款在道理、法律，当然是令媛之物，不容有他种议论。亡儿与令媛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天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之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总之，此事于情理皆说不去，求公再以大义谕之。[102]
此函之出语已失去冷静。试想，“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一语，是何等份量！此函写于1926年10月31日，无论吴泽主编之《王国维全集·书信》，抑或后来之《全集》，都是王致罗的最后一封信，以此亦可以视为王罗的“绝交信”。然则王罗“绝交”，宜有更深层的原因。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也许，我们从王的祝贺罗振玉六十岁寿辰的诗里[103]，可以窥到一些消息。
诗有两首，作于1925年8月。其一：“卅载云龙会合常，半年濡呴更难忘。昏灯履道坊中雨，羸马慈恩院外霜。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王罗1898年结识于上海东文学社，至1925年写此诗之时，已过去二十有八年（“三十载”为举成数），虽早期主要是罗关照王，后来王对罗亦多有照应，彼此相契，终于成就了各自的事业。此种情形颇似《易·乾·文言》所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则首句之古典，当出于此也。第二句：“半年濡呴更难忘。”“濡呴”显系用《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之成典。但“半年濡呴”，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认为，是指1924年10月7日罗振玉到京，至“甲子之变”后的“半年”[104]，自可成为一说。然以笔者推断，两人的“濡呴”之情状，似宜从1924年5月30日王至罗的信函，首次使用“永丰先生”的称谓开始。“永丰乡人”是雪堂之外，罗振玉的另一字号。王此前的信函，至少自入值南斋以来，经常的称谓是“雪堂先生亲家有道”，或“雪堂先生有道”。我以为这是一个标志。因为此后的信函，大都是对小朝廷的“朝政”和人事，念念为心，不断分析研议。紧接此函的6月2日函，就是探讨《论政学疏》如何撰写。[105]而“半年”之下限，应该是溥仪住进日本使馆的1924年11月29日。从始称“永丰先生有道”的1924年5月30日，到1924年11月29日，不多不少，整好半年时间。
半年的时限既明，则颈联、颔联、尾联各句的句意，便不难解读了。“昏灯履道坊中雨，羸马慈恩院外霜”，系指“小朝廷”的内外处境和罗王二人的心理感受。“事去死生无上策，智穷江汉有回肠”，指遭遇“甲子之变”的无可奈何。冯玉祥逼宫，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小朝廷”的大势已去，无论生还是死，都不是最好的办法。在“武夫”面前，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只剩下愁肠百转的伤痛罢了。此处是直接用《诗经·周颂·江汉》的古典。《江汉》有句：“江汉浮浮，武夫滔滔。”[106]借指逼宫的军队来势凶猛。“毗蓝风里山河碎，痛定为君举一觞。”国家的山河破碎如此，只能求毗蓝菩萨来保佑了。
静安的第二首祝寿诗为：“事到艰危誓致身，云雷屯处见经纶。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首句是说，当事情到了危难之际，本来是可以献身的，但考虑到长远的目标，还须有更高明的策划才是。第二句“云雷屯处见经纶”，全部用的是《易经》“屯卦”的义涵。“屯卦”的卦辞是：“屯。元亨，利贞。”王弼注云：“刚柔始交，是以屯也。不交则否，故屯乃大亨也。大亨则无险，故利贞。”[107]“屯”有困难之意。孔颖达疏谓：“刚柔始交而难生。”[108]是为得之。“屯卦”的《象辞》是：“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意谓当此困难之际，正是君子发挥大智慧，拿出经纶天下之大计之时。此卦之“云雷”一语，恰可以照应第一首的“卅载云龙会合常”句。
而初九的爻辞是：“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王注云：“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处此时也，其利安在？不唯居贞、建侯乎？夫息乱以静，守静以侯，安民在正，弘正在谦。屯难之世，阴求于阳，弱求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初处其首，而又下焉。爻备斯义，宜其得民也。”[109]王注简直妙绝，几乎完全是为溥仪的遭际和王罗的处境而预示出趋吉的途径，也就是所需的经纶大计也。此卦提醒，不要忘了处身“屯难之世”，是“阴求于阳，弱求于强”的时候，己方是当此困难之时，宁可“磐桓”不前，也不要轻举妄动，而是要“守静以侯”。“利建侯”，孔疏的解释，是“宜建立诸侯”，则又与王罗彼时的意趣相合。所以王注说，此时正是“民思其主之时”。好了，诗的首联的义涵，已尽皆在斯了。颈联的“庭墙雀立难存楚，关塞鸡鸣已脱秦”，及颔联的“独赞至尊成勇决，可知高庙有威神”，陈永正先生的笺注都能清晰得义[110]，读者自可参阅，此不赘。
问题是，尾联的“百年知遇君无负，惭愧同为侍从臣”，应如何释证。陈永正《笺注》是这样解释的：“‘百年’两句：知道您没有辜负皇帝对您一生的知遇之恩，我同为侍从之臣就更感到惭愧。”[111]可以肯定地说，如此解释，是完全地误读了。把“百年知遇”解释为逊帝对罗振玉的“百年知遇”，无疑是弄错了主宾对象，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不妨先让溥仪站出来说话。他在《我的前半生》中，有一段专门写罗和王的文字，现抄录如下：
罗振玉到宫里来的时候，五十出头不多，中高个儿，戴一副金丝近视镜（当我面就摘下不戴），下巴上有一绺黄白山羊胡子，脑后垂着一条白色的辫子。我在宫里时，他是袍褂齐全，我出宫后，就总穿一件大襟式马褂，短肥袖口露出一截窄袍袖。一口绍兴官话，说话行路慢条斯理，节奏缓慢。他在清末做到学部参事，是原学部侍郎宝熙的旧部，一个三品官，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在我婚后，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做“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名学者，还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是颇为清室增色的。当然，罗振玉在复辟活动方面的名气比他在学术的名气，更受到我的注意。[112]
这段文字是否包含有对罗的一定程度的轻蔑，暂且不论。明显的事实是，在罗可以入宫之前，溥仪根本不认识罗振玉，亦即“本来是和我接近不上的”。后来由于升允的推荐和陈宝琛的建议，才留做“南书房行走”。此时，也只有此时，“皇帝”才认识了罗振玉其人。时间上，罗比王入值南斋要晚，王是1923年6月1日入值，罗入值的时间为1924年9月2日。陈永正先生认为罗入值为1924年10月7日，那就更晚。即使按王罗入值时间约略相同，则从1923年6月1日，到王国维写祝寿诗的1925年8月，也仅为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中间和溥仪见面的机会寥寥无几，怎么可以用“百年知遇”来状写呢？退一步说，即使“皇上”对罗振玉的印象好得不得了，也谈不上“百年知遇”。“百年”是指人的一生的意思，典例俯拾皆是。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
韩愈《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书其后》：“百年讵几时，君子不可闲。”
王安石《韩子》：“纷纷易尽百年身，举世何人识道真。”都是以“百年”为一生或终身。短短两年的君臣关系，连通常的“知遇”都谈不上，何来“百年知遇”之有。
况且，把“百年知遇君无负”的“君”，理解为逊帝溥仪，更为不切。试想，即使溥仪“有负”于罗振玉，静安在诗里也不敢讲出来。而下一句“惭愧同为侍从臣”，永正先生解释为：“我同为侍从之臣更感到惭愧。”如是解释，等于说“皇上”只对罗有“知遇”，对自己没有“知遇”，所以感到“惭愧”。这又未免把为人诚笃的静安先生看小了。以永正先生释证王诗的功力，我以为完全是一时走眼，无须苛责。只不过祝寿诗的这最后两句，实为两首诗的题眼，是点睛之笔，无比重要，甚至是解开王罗一生情谊和最后失和的锁钥，故不能不稍作辨析。
要之，此第二首祝寿诗的最后两句，是写王、罗的关系，具体说，是写罗振玉对静安的“知遇”之情和知遇之恩。这样就和第一首起句的“卅载云龙会合常”相呼应了。毫无疑问，罗对静安的赏识、推重、资助、帮助，在两人相处的三十年里，鲜有变化，称为“百年知遇”，再合适不过。这在现代学人中是很少见的。甚至一时想不出第二个例证。所以静安使用了“君无负”三字。但是，在“同为侍从臣”的一小段时间，两人的友谊出现了裂痕。这是静安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不禁为之感到惭愧。此处的“惭愧”，语意与遗憾相当。
事实上，罗“入值南斋”之后，以及之前一段时间，罗生出的事情可是不少。只要翻检一下1924年上半年的王罗通信，即能意识到王在宫中的重要言动，都有罗在后面运筹谋划。王出于学者的书生本性，对宫中的诸种矛盾纠葛殊无意趣，但为了罗的需要，却必须随时把具体纠葛情况详加报告，包括溥仪下令锯掉了宫中的门槛，以及柯凤荪因身体过重，入宫时压断轿索等细碎之事，都一一具列在给罗的信中。罗几次让王国维转呈他的“本章”，有的还是王代为缮写，弄得静安困扰不堪。如1924年5月24日致罗函：“昨改前文，至今日上午缮就。”[113]所指当为劝阻溥仪欲出洋事。为罗的文稿，需要转请好多人，常常为此而碰钉子。譬如找过金梁，拜见过溥仪的岳父荣源。当他将文稿呈给荣源时，荣源说“此时无用”，容易让人怀疑有人指使，“反令后日不能进言”[114]。当然大都是罗认识的人，需要当面转述罗的想法，尤增烦扰。王给罗的信，涉及相关人事，大都不直接以名或字出之，而是以代指为称谓。如称陈宝琛为“明道”，称郑孝胥为“高密”，称朱益藩为“紫阳”，称金梁为“日”，称温肃为“太真”等等。可知他们在做相关事情的时候，心里没底，不得不小心翼翼。
顷别后回家，细读尊文，并思立言之法。因思前次尊文由维代缮，手续本不甚妥，而螺江自来敝处，又令楫先传语，谆谆以不须再说相属（且上已指出造谣之人，维不能以不知为解）。若此文再由维缮，则或以维借名相污蔑亦不可料（此文亦因之失效）。故将尊文与维所拟一稿令冯友送呈，请与素师一酌，或用其一，或参合用之，即由叔炳兄一缮封固，交维代递，似于手续较备。[115]
信中所说的“尊文”应该即是《论政学疏》。“并思立言之法”是说到底如何撰写更稳妥，说明对罗的原稿不是很满意。因此静安没有再次为之缮写，而是另起一稿，同时呈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