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复舍之去，周流观石渠。
蔽亏东观籍，繁会南郭竽。
比如贰负尸，桎梏南山隅。
恒干块犹存，精气**无余。
小子瞢无状，亦复事操斛。
自忘宿瘤质，揽镜学施朱。
东家与西舍，假得紫罗襦。
主者虽不索，跬步终趑趄。
且当养毛羽，勿作南溟图。[63]
这是他自道学术心境的一首诗，叙述自己早年“东家与西舍”地采集新思潮，结果只是借得别人的衣裳，己身独立之学术并没有建立起来。庄子说的“朝菌不知晦朔”，正可以用来比喻那些不以学问本身为目的的新学家们。他自己则决心积学储宝，不断提升自己的学问修养，让学术体现出永久的价值，而不使之“与时荣枯”。因此他最终转向了从经史小学入手研究古史的艰难道路，这是王国维实现自己学术独立主张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建立，是从自觉地追求学术独立开始的。晚年的梁启超对此体会尤深，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慨乎言之曰：“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64]《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王国维对同一题意的慨乎言之，比任公先生早出十五年以上，说明他是从理念上推动学术独立的最早觉醒者。
五
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有一学术理念上的分别，即传统学术重通人之学，现代学术重专家之学。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通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不可不加以讨论。”[65]钱穆先生所揭示的民国以来学术界之重分类，追求专家之学，是吸收了西方学术观念和方法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特征，与传统学术的重会通，通人通儒有至高的地位，两者不尽相同。这里通人之学与专家之学的分野，实际上有古今的问题，也有中西的问题。
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类，大类项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史部为史学，集部为文学，其义较为明显，历来学者也大都这样界定。唯子部的内涵，通常人们认为属于哲学的范畴，似尚待分解。诸子百家之说，与其说是哲学莫若称为思想学说更加恰当。所以中国历史学科中有思想史一门，而中国学术史实即为学术思想史也。至于经部，分歧更大。近人张舜徽尝云：“盖经者纲领之谓，凡言一事一物之纲领者，古人皆名之为经，经字本非专用之尊称也。故诸子百家书中有纲领性之记载，皆以经称之。”[66]后来儒家地位升高，孔门之“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遂成为有至尊地位的经典。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经学毫无疑问是需要分解的。《诗经》是文学，不成问题；《尚书》和《春秋》应属于历史的范围；《易经》是哲学。因此传统学术向现代转化，有一个学科整合的问题。我这样说丝毫不含有轻视经学的深层文化意蕴的意思，相反，在一定意义上，却可以认为经学原典是中国一切学术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67]，甚至就人文学科而言，亦可以在现代文史哲的学术分类之外，另设经学一科。现代学术分类的方法，淹没了经学的地位。但对于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法如何向现代学术分类转变，晚清之时的学子在理念上并不是都很明确。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现代学术大家，走的还是通人之学的路，在他们身上，学科的界分并不那么明显，或至少不那样严格。
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夫欧洲各国大学无不以神、哲、医、法四学为分科之基本。日本大学虽易哲学科以文科之名，然其文科之九科中，则哲学科裒然据首，而余八科无不以哲学概论、哲学史为其基本学科者。今经学科大学中虽附设理学一门，然其范围限于宋以后之哲学，又其宗旨在贵实践而忌空谈，则夫太极图说、正蒙等必在摈斥之列，则就宋人哲学中言之，又不过一部分而已。吾人且不论哲学之不可不特置一科，又不论经学、哲学二科中之必不可不讲哲学，且质南皮尚书之所以必废此科之理由如何？[68]
这涉及的可不是一个细小的分歧，而是与现代学术的分类直接相关的大学分科问题。王国维强调了哲学的重要性，这一观念是现代的。用以取譬的例证，是欧洲各国和日本的例证。可见他的强调现代学术分类方法的思想，是相当自觉的。而在另外一个地方他还说过：“今之世界，分业之世界也。一切学问，一切职事，无往而不需特别之技能，特别之教育。一习其事，终身以之。治一学者之不能使治他学，任一职者之不能使任他职，犹金工之不能使为木工，矢人之不能使为函人也。”[69]在《欧罗巴通史序》一文中又说：“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统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有人种学上之分类，有地理学上之分类，有历史上之分类。三者画然不相谋已。”[70]王氏对学术分类问题一论再论，说明他对此一问题是何等重视。而在这方面，恰好反映出他的学术观念已进入现代学术的范畴，并为现代学术的发展奠定了学理的基础。
1995年7月初稿
2014年6月修订
2014年8月改定
[1]王国维《三十自序》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见《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
[2]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3]王国维：《静安文集》自序，《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4]据陈鸿祥先生考证，刊载于1904至1906年《教育世界》上的《汗德之哲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等未署名的文章，也出自王国维之手。见陈鸿祥编著：《王国维与近代东西方学人》，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6]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93页。又《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7]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第107页。又《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139页。
[8]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9]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之《静安文集续编》，第70页。又可参见2009年整理出版之《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第315页。
[10]陈寅恪：《赠蒋秉南序》，《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82页。
[11]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12]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
[1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2页。
[14]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22—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