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参见汪诒年纂辑：《汪穰卿先生传记》，见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19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22]《退想斋日记》，62～70页。
[23]《退想斋日记》，1897年5月18日、5月30日，72、73页。
[24]《退想斋日记》，102页。
[25]《退想斋日记》，86页。
[26]《退想斋日记》，74页。
[27]《退想斋日记》，121、609页。
[2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转引《上海闲话》），108～10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29]《退想斋日记》，130、149～150、162、195、199、203、246～247页。
[30]“两个世界”的提法得益于张灏先生，参见其《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张先生主要是据钱穆先生对晚清大儒陈澧、朱一新等人学说的诠释，指出他们的思想“很少显示出西方的影响”，故得出西方影响主要在“少数几个在位的学者官员和一些在通商口岸处于边际地位的人物”这样的结论。我以为张先生对“在位的学者官员”对全国士林的影响恐怕估计过低。无论具体的诠释如何，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晚清的两个“世界”，我想是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的。
[31]《退想斋日记》，1902年2月28日诗，107页。
[32]《退想斋日记》，111～112、115页。
[33]《退想斋日记》，126页。
[34]《退想斋日记》，138页。
[35]《退想斋日记》，57页。
[36]《退想斋日记》，1896年5月25日，6月8日、1897年5月27日，58、58、73页。
[37]《退想斋日记》，135页。
[38]《退想斋日记》，139、146～148页。
[39]《退想斋日记》，146页。
[40]鲁迅曾说，“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9卷，2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里的“群”，实即主流派士大夫，因为一般的老百姓在义和团之时恰与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当时“东南互保”局面的出现，就是那些当年曾在清廷与太平天国之间选择了前者的疆臣，这次却在清廷与列强之间选择了中立（中立是新入的洋概念，从传统观念看，就是有外侮而不勤王，听凭外人宰割君主）所致。类似的心态也可见之于清季的温和改革派。他们反对革命，却承认清政府不可恃（这在逻辑上本身是不通的：清政府不可恃，就必须更换之，否则何以救亡？此派之所以得不到多少民间的支持，就在于其政治主张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这些问题当然已越出本文范围，只能另文探讨了。
[41]参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236～2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42]参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
[43]《退想斋日记》，149页。
[44]《退想斋日记》，151～153页。
[45]《退想斋日记》，1907年4月9日、4月14日、1908年6月29日，159、159、169页。
[46]《退想斋日记》，1913年2月19日、3月27日、4月29日、6月27日，177、179、180、184页。
[47]《退想斋日记》，1914年2月5日、29日，191、192页。
[48]《退想斋日记》，227、262～263页。
[49]《退想斋日记》，1906年11月25日、1907年2月14日，155、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