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
民族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复起是20世纪末一个显著现象，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也因此受到西方学人的广泛注意。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等自1992年起已在尝试为研究生开设民族主义的专题课，两年后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刊也曾组织讨论如何将民族主义整合到大学本科的历史课堂之中。参与的论者均同意在大学开设民族主义课为当务之急，因为不了解民族主义则不仅不能了解近现代历史，也无法了解现在和今后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都强调过去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存在一种“非历史”的倾向（即偏重于从各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角度研究民族主义，多关注其结构功能等面相），故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民族主义，现在则应纠正这一倾向，多从历史角度去考察和检讨民族主义。[1]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久已成为中外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和思想研究者的共识。尤其是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theriseofnationalism）是一个不断重申的主题，而且民族主义浪潮是处在“不断高涨”的进程之中。我们若细看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会发现：一开始时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动力，而到结尾时民族主义又多因这些事件而进一步“上升”。民族主义一身而兼为历史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其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可见一斑。可以说，作为一种诠释的工具，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研究中是被用得最为广泛的，且不乏滥用之例。[2]
近代中国以变乱频仍著称，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其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一从上到下的共同思绪和关怀，包括夷夏思想、种族观念、排外、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然其核心即在中外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下通过群体认同和忠诚对象的再确认来体现人我之别。这条潜流便是民族主义（颇近于一般所说的爱国主义，但又有所不同，因为有时侧重的是“民”或“族”，而不是“国”）。若将晚清以来各种新旧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皆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强烈的情绪性。因此，其文字的和行为的表述，通常都不那么系统严谨，甚至其思想资源也不一定那么学理化。就学理言，民族主义有着明显的输入特色。然而即使其外来思想资源，也大体类似梁启超论清末中国“译述之业”的特点，其输入多表现为“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3]而其本土思想资源也具有相类的特点，缺乏学理性的整理与整合。
广义言之，民族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主义”。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eertz）在研讨“二战”后独立的“新国家”时指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社会变迁的附产物，而是其实质内容；民族主义不是社会变迁的反映、原因、表达、甚而其动力，它就是社会变迁本身。”[4]英国左派史家奈恩（TomNairn）也认为，民族主义指谓着现代国家政治实体的一般状态，与其说它是独立于此的另一种“主义”，毋宁说就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风气本身。而学理方面的民族主义理论，即在此广义的“民族主义”的不规则影响之下。[5]
这样，本文无意在术语或概念的界定上做文章，主要从思想的社会视角考察，注重民族主义的载体即“民族主义者”[6]的角色和作用，尽可能见之于行事。先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域外民族主义的异同略作辨析，继考察其以激烈反传统和向往“超人超国”为特征的特殊表现形式，并通过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的复杂曲折关系，论证其所包含的抗议与建设两个面相，检讨地方意识与国家统一这两个冲突的因素怎样在政治运作中互动，希望能使我们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和理解，较前稍进一步。
[1]参见Perspectives，32:8（Nov。1994），pp。1，8-13。
[2]参见ArthurWaldroheoriesofNationalismandHistoriation，”WorldPolitics，37（April1985），pp。416-433。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朱维铮校订，97～9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Cliffeertz，“AftertheRevolutioeofNationalismies，”iheIionofCultures，BasicBooks，1973，pp。251-252。
[5]TomNairn，TheBreakUpoftheBritain:dionalism，2nded。，London:NLB，1981，p。94。
[6]相当一些人并无民族主义者的自我认同，甚至可能不接受“民族主义者”的认同，其实也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不过或不那么自觉，或在意识层面对这一认同有所保留，这些人仍会纳入考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