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4500米，驶过“长沙贡玛自然保护区”大门，高原草甸地貌扑面而来了。车辙印横七竖八，像是巨幅抽象画的笔触，通向牧民的帐篷。曾几何时，牧民早上骑马穿过草地，回来之后鞋面都会湿透。如今即便人不骑马，走在草地上，也不能将鞋打湿了。退化的牧场，露水没有了。摩托车代替了马匹。土地板结，荒漠化十分严重。
2003年，石渠县退牧还草，在电线杆上架设人工巢穴，吸引老鹰筑巢繁衍捕鼠。但眼下所见，恐怕治理速度跟不上恶化速度：遍地都是高原鼠兔、喜马拉雅旱獭、青海田鼠、长尾仓鼠。它们快速地窜来窜去，无影小腿似昆虫般敏捷，从一个鼠洞到另一个鼠洞，密密匝匝。据统计，石渠县3200多万亩草地，平均每亩草地有鼠8。3只，最高的达每亩28只，密度令人担忧。
所谓“遍地都是野生动物”，该不会说的是鼠类吧……我们忧心忡忡地，沿着土路继续朝深处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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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群藏野驴出现在视野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如此走运。它们的身体健美，优雅而挺拔，毛色与草地十分接近，就像这片大地的孩子。它们紧紧靠在一起，警觉地望着我们，雕塑般站着一动不动。
我们也一动不动，悄悄地远远停下来。我举着望远镜，为了防抖而屏住呼吸，谁都没再说话，耳边只有小伊摁下的快门声，咔嚓，咔嚓，咔嚓。
不经意间，往马路的对面一看，这才发现右边的山坡上还站着更大一群藏野驴。左边这一小群，是想穿过马路去跟它们会合的。穿过这条马路，对它们来说似乎是个艰巨的挑战。据说马路——尤其是柏油马路——在偶蹄类野生动物的视觉里，有时候看上去像河。它们会像涉水似的，小心翼翼，高高迈起蹄子，跨出步伐，试探着摸索过马路。
很长时间过去了，见我们迟迟没有动静，这几只落单的藏野驴终于鼓足勇气，开始过马路，去另一边。我们拍到了它们从我们前方跑过去的情形，姿态匆忙，似乎带着巨大决心。也正是这时候才发现，藏野驴奔跑的姿态不像马那样四蹄分驰，而是两只前蹄同时扬起，后蹄同时落下，像同手同脚蹦跶的小孩，滑稽可爱，令人几乎想要拥抱它们。直到它们彻底远去，我们才依依不舍，继续前行。
本以为今日的运气到此为止，没想到李八斤前辈所言不虚。那短短一天，我似乎把前半生所能遇见的野生动物都遇尽了——成群结队的藏野驴、藏原羚、藏羚羊——它们三三两两，或坐，或卧，有时甚至就在家畜羊群的旁边，静静吃草；偶尔还能抓拍到藏酋狐与它们同框的照片，足以令我们兴奋好久。永远都不能忘记藏原羚那白色的心形小屁股，可爱得像一团不小心沾上的奶油蛋糕，而藏羚羊那对细细长长的犄角，优雅如京剧演员头冠上的翎毛。
最后的一段回程中，我们甚至在很远很远的山头上，发现了一只穿山甲。它那么孤独地爬行着，像一只蚂蚁在翻越沙丘。举起望远镜，久久凝视它爬行：它有着怎样的父母，怎样的一生？它疼痛吗？孤独吗？快乐吗？我与这只穿山甲同为这颗星球上的碳基生物，但它之于我，犹如一切动物之于人类，是彻头彻尾的“他者”，恰如女性与男性，互为他者；东方与西方，互为他者。
我们都不能真正地、切肤地，理解他者。如同我并不能真正理解一只穿山甲的一生。但只有当我们相遇，深情、平等地凝视他者，抛开占有、操纵，仅做深情的互相凝视，爱才会发生。爱是平等的互相凝视。
在石渠，我无数次眺望没有人烟的茫茫荒原，野生动物的身影在长长的天空之下，那么小，那么静，一动不动，像是草木一般安宁。这种原始的美好带来一种原始的痛苦，如同用某种快进的速度眺望历史：石器。青铜器。长城。神殿。城堡。火枪。教堂。壁画。蒸汽机。艺术。工业革命。世界大战——第一次第二次。数字化。虚拟化。元宇宙。一切都有过了，但也都消失了。
消失成一张彻底过曝的白照片。一组白噪音。
眼前回归寂静的童年。一只穿山甲的童年。一头藏原羚的童年。一个人类的童年，或者这颗星球还年轻的时候。在那样荒凉的眺望中，会感觉自己成了这颗星球上最后的人类，最后两个，之一。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文明要么还未诞生，要么就是一切已经结束。我们终于成了真正的局外者，末日就在眼前，洪荒惊雷滚滚而来，该惩罚的已被惩罚，该幸存的尚未幸存，但一定不是我——不该是我们。
不要再搭乘方舟了。方舟属于旷野上的它们，属于眼前这只美丽的藏原羚。
回去的路上，斜阳镶嵌在地平线，光芒万丈。大地一片赤色，万古时空生了锈。远处，帐篷、房屋和车辆已经依稀可见了……我们告别了最后一群藏原羚，即将回到俗世。它们的身影已经化为了逆光的幻影，连同这伤痕累累的草原，都消失在落日中。那一刻我仿佛亲眼看到了宇宙的红移：一切都在膨胀，一切都在远离，光在远离，恒星在远离，行星、尘埃、时空……坛城灰飞烟灭，也在远离。
为一种永别般的痛苦，我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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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磕长头吗，要磕长头吗……”一个稚嫩的声音传来，似乎是针对我的。四顾无人，低下头，才发现是个小姑娘。她的鼻涕皴了皮肤，唇角干裂，外套单薄脏旧，细细裤腿露出脚踝，看上去很冷的样子。在她身旁，还有一个小弟弟。
见我没有接话，她继续重复着：“要磕长头吗，我可以帮你磕长头，十五块钱一个。”
十五块钱一个的长头——我惊呆了——真的会有人雇一个孩子，以十五元一个的价格，代磕长头吗？这里可是松格玛尼石经城，朝圣之地，传说格萨尔史诗时代纪念阵亡将士的寄魂城。我没有办法把这么震撼、苍古的人间坛城，与“十五块钱一个的长头”联系起来。小姑娘眼睛那么清澈，不知道为什么她在人群中选中了我们——但放眼四周，确实也几乎没有别的游客了。本地藏族人穿戴郑重，一圈一圈围绕着石经城转经。他们步伐坚定、从容，口中诵经，手摇转经筒。在他们头顶上，天空无风，无云，飘着一只鹰。阳光如此坦然，他们和那只鹰，也一样坦然。
我走向旁边的长椅，坐了下来。小姑娘和弟弟也跟上来了，她的汉语非常好。她说：“我爷爷在成都。我去过成都。”那份骄傲的语气，仿佛是在谈论上海、巴黎或纽约。
她的名字叫卓玛，十岁了，没有上学。汉语是姐姐教的，家里还有七八个兄弟姐妹。最大的，二十多岁了。
“那你身边这个弟弟就是最小的吗？”我问。
“不是。家里还有个这么小的。”她比画了一个小猫那么大的形状。
“那你的家在哪里？”
她朝着公路入口处的棚屋区指了指：“就在那里。”
传说中的寄魂城被迫与后现代语境尴尬相遇：原本遗世孑立的石经城，如今被一层层棚屋和帐篷围绕着，信众们就驻扎在这圣地的旁边。他们大都以贩卖石刻或旅游纪念品为生。
我从来没想到，过去只在纪录片里见识过的情景，能在这里亲眼见到。棚屋一个个灰头土脸，挤挤挨挨地凑在一起，门口坑坑洼洼，想必雨天泥泞不堪，旱日又尘土飞扬。孩子们的头发蓬乱如枯草，一张张晒黑的小花脸，面貌模糊，衣着简陋，一目了然的赤贫。
赤贫，但是人们习以为常，泰然处之，他们的余光瞟向外来游客的时候，甚至带有一种中立的傲慢。世俗世界的林林总总，好像不被他们放在眼里。如同古代苦修的托钵僧般：来这里生活的人们，就是为了靠近这座石经城而已。
卓玛说，他们家没有牛羊。
“那你们用什么谋生呢？”我问完才意识到，她这么小，也许还不能理解谋生这个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