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生日那天
之所以在大雪中彻夜赶路，是因为小伊想在三十岁生日那天，抵达德格，去德格印经院再看一看。
“但明天不开门。”旅馆老板睡眼惺忪，被我们凌晨三点的抵达吵醒，神情恍惚。
“真的不开门吗？”
“疫情，关闭很久了。”
我们陷入茫然。自二十天前出门起，每天都在拥抱意外。层出不穷的变故：疫情占据很大原因。我有时候想，生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是否会感觉这场战争是永恒的。
“但提前知道不开门，总比去了发现不开门要好。”小伊显得很平静，“明天我们还是去绕着它散一圈步吧。”
那夜我睡得很沉。第二天醒来，盯着天花板很久，想不起来自己在何时何地。梦中那些匍匐的朝圣者、转经的信徒，都还没有散去。
记得不久之前，路过洛须镇，恰逢高僧到访，信众聚在古老的寺庙中瞻仰，跪拜，捐赠时竟是一百一百地大把奉上——我惊呆了，为自己象征性地奉上零钱而感到羞愧。藏族人告诉我，牧民们卖了牛，或挖了虫草，第一件事就是先拨出一大笔供奉的钱，朝圣到寺庙，献给活佛；其余的只要足够一年口粮就行了。钱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意义。
在途中，当亲眼见证了磕长头的朝圣者，在马路上三步一叩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寄托”这个词。“人是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韦伯有言大意如此，这张网，类似于某种寄托。有人寄托于信仰。有人寄托于儿女、事业、理想；或者更普遍的：钱？又或者，爱。
那个早晨醒来，我莫名其妙挨了“寄托”这个词一闷棍，躺在**盯着天花板，几乎无力起身。我问小伊：“你有什么寄托吗？”
小伊将醒未醒，一大早地被这突如其来的拷问搞蒙了，久久没有吭声，后来她说：“没有一个大的整体寄托。但有一些小小的事件。看山，也是一种寄托吧。”
“有道理……看山也是一种寄托。生日快乐。”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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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我们已经去过一次德格印经院，邀请了一位藏族姑娘作为解说员，带领我们参观。那是一个9月的早晨，阳光咬碎了院子里所有的树梢和窗幔，在地上留下摇晃的残影。
德格印经院的外观有着经典的藏式建筑特征：深红色的外墙，顶部镶着一层黑色的边玛墙——由厚厚一摞灌木枝构成的通风层，冬暖夏凉。整栋建筑呈一个饱满的回字，三层，看起来并不大，但内部空间利用极为紧凑，动线清晰。
我们进入门厅，抬头瞻仰凿井上绘制的坛城。藏青色，一种忧郁的精美，时刻隐喻着无常、幻灭。
在一楼的天井里，几位伙计正在清洗雕版，水槽是由一根十分粗壮的乌木剖成的，浴缸般大小。我们从一道狭窄的木梯攀爬上去，登上二楼。房间失血般迅速幽暗下来——为了防火，整栋建筑内不用电灯，也没有烛火，照明全靠窗户和天井的自然采光。眼前是一条无比深邃的长廊，海底沉船般宁静。
我为那一刻拍下了照片：彻底的逆光，人站在长廊中只剩剪影。有位朋友看到这张照片，问：“这是什么，酒窖吗？”
的确，雕版的手柄像极了酒瓶细长的脖子。收藏室阴凉如同一座古老的地下葡萄酒酒窖。每块木制雕版，来自当地山上最好的红桦；经劈砍，制型，放入牛粪堆中涹一个冬天，再拿出来清洗，抛光，晾晒，反复涂抹酥油，送去印经院接受质检和筛选。合格的那些才被留作雕版，由工匠们刻上经文。反复印刷后的墨汁或者朱砂渗透了这些雕版，让它们看起来近似皮革般光滑。从这个意义上说，每块雕版的确是时间酿造的酒。
“这些雕版是整部《甘珠尔》大藏经，”解说员姑娘说，“最早的红色那部分，是朱砂雕版。那时候，朱砂比黄金还贵。”我一排排走过整齐陈列的雕版，想触摸，又缩回手。
雕版尺寸大小不一，最常见有“箭本”，相当于古代一箭之长，约60至70厘米；其次是“肘本”，相当普通人一肘之长，约40厘米；另有“短小本”（约25厘米），以及特长本（超过80厘米）。有一些雕版的手柄末端刻着一个蝎形的印记，据说是因为这批雕版极为精美，深受德格土司喜欢，赐印章为鉴。另有一种说法是，这批雕版曾经要送往别的地方修补，德格土司担心它们被调包，刻下家族纹章徽章以做区分。德格家族统治康区一千三百多年，权势显赫，辖地宽广，其第四十二代土司丹巴泽仁创立了这座印经院，工程第十年他去世，其子孙继承此业，前后耗时约三十年，终于建成。这里保存了217000多块雕版，内容除佛教的各种经书、佛像以外，还包括藏族的天文、地理、医术、宗教史、历史、文学、音乐、美术、工艺等资料，占据整个藏文化典籍的70%左右，其中不少是珍本、孤本、范本。
这里不属于任何教派，是一座信仰的图书馆，象征着那个逝去的、祛魅前的世界。空气中是酥油茶混合朱砂与油墨的味道，浓郁，庄严，一种带有体温的古老气息——如同在这一行行顶天立地的陈列架之间，存在一头凡人看不见的神圣活物，守卫此处——它有体香，隐身无形，匍匐在我们周围，缓慢而平静地呼吸着，因为年岁已老而性情温和。正是从它那无声的吞吐中，我感觉到了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