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时间谈论太阳”
云帆坚持要下山来接我们，无论怎么推辞都没有用。
她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客气，这是安全问题。”
上山后发现，虽然地势险峻，但路面宽敞、平坦，而且是硬化铺装，算是极好的山路了。我为她的好心更加过意不去。这条道路通向的村庄叫“那仁村”，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社区保护地之一，位于云南省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金沙江西岸。放眼望去，教科书一般的“干热河谷”地貌：群山仿佛被常年日光晒脱了皮一般，裸剩一片土黄色，有种风沙擦拭过后的粗粝。河谷深切，焚风效应显著：越是河谷下方，越是干燥炎热，灌丛越稀疏，几乎只剩裸岩；反倒是随着海拔升高，在三千米以上的山脊、山坡上，温度和水湿条件才满足乔木的生长，出现针叶林——这就是“倒置的垂直地带性”。
“村里条件艰苦，你们多担待。”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知道。”
“可能有……那个，有跳蚤……”
简陋或不能洗澡都是预料中的，至于……跳蚤，我们努力镇定自己，没有再说话。想到云帆已经为那仁项目工作了两年，在村民家里一驻留就是几个月，我们待上几天，有什么资格娇气。
“这是一个很团结的村落，”她介绍道，“很讲平均，很讲民主；谁家要结婚，摆宴席，送礼啥的，都不准超过一定数额，不准炫富，都要一样；买摩托车了，电视机了，全村人都要有，大家都要买。这样的规则有好处，也有坏处，比如一件事，非要100%的投票同意才能进行，那太难了，根本不现实嘛，所以很多事也耽搁下来。”
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我们去的那几天赶上“乡村之眼”影像计划正在村里进行，摄影老师给村民们培训摄影技术，“但大家就说，相机不能只给某些人，每人都要有”。这令云帆十分为难：“不现实啊，相机就只有那么几台，不可能给到每个人，只能选几个年轻的、学习能力强的，着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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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海拔三千多米的那仁村，终于见到了一点绿树，也见到了麦田。“那”在藏语中意思是天，“仁”是地。那仁村也就是“天地村”了吧，我琢磨着这个地名，眺望着更高更远的山顶上，最后那片逃过浩劫的原始森林。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公社时期，大跃进式的砍伐，使德钦县大量森林化为木材，所幸那仁村因为太过偏远，运输不便，部分原始森林才得以保留。尽管如此，那仁村周围的树木也都被砍了用作建房、烧柴，植被所剩无几。
“70年代末，这里有一次大暴雨，严重的滑坡、泥石流，水田全被毁掉，颗粒无收，洪灾过后又是旱灾，整整两年，”云帆说道，“很多村民开始意识到，森林的砍伐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生态难民”不只是人类，也包括动物。90年代初，白马雪山森林保护区内，曾有一个叫“吾牙普牙”的片区森林发生病虫害，导致那里的滇金丝猴生存受到威胁。治理的过程中，农药污染严重；雪上加霜的是，一条贯穿此区域的公路工程彻底毁了猴群的生境。它们成了“生态难民”，被迫向北迁移，到那仁村附近这一带生存。
白马雪山保护区也曾试图将这一群滇金丝猴重新迁回吾牙普牙。承担这一任务的，就包括鲁茸叔。当年他还很年轻，是白马雪山保护区最有经验的巡护员，一个人在深山待了近三个星期，风餐露宿，翻山越岭，持续追随着这群滇金丝猴，用丢石头、制造声响等方式，驱赶并引导它们回到吾牙普牙。这段传奇经历成了云帆一路上津津乐道的故事，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在幽闭阴暗的原始森林里，熬过日日夜夜——没有任何路，密林如网，如何分辨方向？暴雨、浓雾的时候，如何保暖？那可是真正的野外生存考验啊。何况还有任务在身——时刻追随在树梢间腾跃的猴群。据说鲁茸叔只带了一张塑料毡子，夜里席地而睡，下雨了展开遮身；至于吃饭，就靠身上背着的一点干粮；偶尔万一碰到一户人家，就蹭上一些热食。
但是迁地保护并不奏效，“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这群猴子又重回到了那仁境内”，如此看来，就地保护才是解决之道。1998年后，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得到重视，那仁的村民们重新拾起传统，“不杀生”“不滥伐”，在山水等NGO的帮助下，进行滇金丝猴栖息地巡护监测工作，开启了社区保护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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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想象里，擅长硬核野外生存的鲁茸叔必定是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没想到见到他的时候，其样貌儒雅而瘦削，十分英俊，颇似藏族版的张震。他戴着一顶皮帽子，气质高贵，语速缓慢，待人温和又诚恳。
但如此斯文的外表下，他的硬骨头做派却名声在外，“非常刚”。十年前，邻近的村庄都纷纷按照政府要求，从山上迁移到了山下；唯独那仁村，仅往低处迁了两公里，就不再下迁。
只需对比干热河谷底下的荒凉和贫瘠，再看看山脊上的牧场和森林何等肥沃优美，便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仁村人不愿意往下迁徙了。鲁茸叔在第二天特意带我们上山，到那仁村的原始森林去看看。
在高山牧场，当年的老式藏寨都被废弃了，屋顶和土墙变成大地的颜色，几乎要与之融为一体。时值5月，草甸还没有返青，牦牛散落四野，挂着零星几朵牛铃之声，音清如瓷，像是很古的俳句，一两声，亘古的时间之涟漪，天地因此显得更静了。远处神山负雪，连绵如歌；森林是两只墨绿色的手掌，环过来，珍捧着这一块天堂般的大坝子。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暗针叶林独有的香气，我抱着那些胸径一米多的大树，不肯放手。
鲁茸叔走近一座几近坍圮的旧居，抚摸着那门廊上的椽子、楣、柱，说：“这是十八岁那年，我亲自建的房子。”
废弃多年的老房子里面幽暗、低矮，人一进去，会自觉弯腰，对时间低头。一楼仍铺着深深的牧草，是牲畜睡觉的地方；二楼是人住的地方，挂着些许锅碗瓢盆，与木色同黑；三楼，是供奉神明的地方，破漏的屋顶直露天光。畜、人、神，共居一所，我咀嚼着其中微妙的奥义，深有洞明。
离开老村子，鲁茸叔带我们去看正在建造的自然体验中心。工地上，都是本地村民在干活儿。他们轮流上工，有钱出钱，没钱出力，盼着它建好之后能开展旅游，也吸引本地年轻人回家来创业。鲁茸叔对我感慨：“年轻一代早就不会盖房子了，好不容易供他上了大学，他就自由恋爱去了，毕业了就住在城里，什么也不干，家里出钱养着，年年考公务员，考了五年还不行，继续考。”传统的凝聚力正在一点点溃散，年轻一代越来越迷茫和无能，鲁茸叔看不下去，一心想要在家乡创造机会，吸引年轻人回来扎根。据说当年安缦酒店某建筑设计师都曾来那仁村一游，因为太喜欢这里的高山风景，给那仁村画过一张顶奢酒店概念图。还有许多有钱老板来考察了一圈，无不感慨“你们这里太美了”“以后来搞旅游开发”之类。但人一走，一切也就成了空谈，再无下文。鲁茸叔失望多次过后，干脆咬咬牙，动员村民们自己干。但在这个无比强调公平和民主的村里，光是动员，就花了两三年，好不容易齐心协力，集了资，开了工，又遇上一些审批的周折，耽搁下来；再加上资金一再匮乏，修一阵停一阵；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此波折不断，搞得民众**反复受到打击，每一次重整旗鼓都难上加难。
如今，工程的修建总算步入正轨，已初具规模。地基和木梁都搭好了，一排墙基坐北朝南，窗框正对着茫茫山谷，梦想的骨架正被一砖一瓦填满血肉。云帆和鲁茸叔都期待着这个“举全村之力”的项目能够顺利生根发芽，但一想到茫茫前途，以及运营的艰难，不由得替他们捏一把汗。
同行的伙伴中有医生，工地上的村民们知道后，纷纷围过来，有的甚至让家人送来了自己的X光片，求医问诊。因为普遍的重体力劳动，他们的膝盖和手指几乎都有严重的关节炎，小腿静脉曲张。村里医疗条件落后，慢性疼痛折磨着他们，却又因为无法停止劳动去休养，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大家似乎在看过医生之后，得到些许心理安慰，一边说着谢谢，一边继续干活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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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了一个电话之后，鲁茸叔明显显得焦虑不安，嘱咐我们原路返回，便提前匆匆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