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当地人都告诉你：很远——那你还是不要自不量力了。况且，我是真的不想走了。
这时候，姑娘眼睛一抬，手一挥，指着半空中说：“那对面的山顶上，有信号。”
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向天空——不知道她说的是哪座山头，但如果我现在还有那种力气去爬那么高、那么远的山，去找信号……那我也一定有力气一把将汽车拎起来，直接拧掉轮胎，换好，再摁回去。不就是玩具嘛。
“你们有马吗？”我问出口之后，自己都笑了。
一个荒唐但不失有效的办法：借一匹马，骑到山上去找信号，或者骑到村里去，找人求助……看起来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了。
但夫妇俩也只是付之一笑：“我们没有马。”
浪费了很多时间傻在原地，东拉西扯。最后我们得知，村里的其他人大概会在晚上六七点回来。那时候有人会骑摩托车。到时候，再看看能不能找人带我们去村里求助。而在那之前，我们还是滚回去自求多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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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到车旁，继续捯腾千斤顶。拿出来，又放回去。怀着一种不抱希望的麻木，我上下摇动摇杆二十多次、三十多次、五十多次。大概一两分钟过后，我突然感觉到了千斤顶在受力。
一种喜出望外让我瞬间激动，继续猛摇，清晰地感到车子正在被顶起——我注意到了千斤顶正在下陷，但我太高兴以致于顾不上了。我惊喜地看向小伊说：“顶起来了！”
刚说完，我就感到一丝忧虑，这么小小一个千斤顶，车有三吨重。我不知道要摇到猴年马月，才能把它顶起来。
小伊立刻说：“我来。”
她接过手，仅仅摇动了不到一分钟，车就彻底被顶起来了，轮胎已经离地。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简单。这玩意儿简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原来一切如此容易，我只是错在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一切这么简单。
瘪胎离地，升高到了合适距离。我们高兴得互相击掌，差点喜极而泣。
我拿起十字套筒，开始卸轮毂上的几颗螺母。很紧，完全掰不动。我扶着小伊的肩膀，整个人站在十字套筒扳手上去，利用全身体重去踩，轮毂上的螺母终于松了。一个，又一个。五个螺母卸了下来，我撤下轮胎。这一切突然太顺利，小伊甚至有空在一旁拍照留念。
接着就是卸下备胎，安上去。拧紧螺母。这直径19英寸的轮胎，真的很沉，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我怕拧不紧，车跑起来轮胎松了可不是玩笑。于是我再次站上去用体重加持，拧紧螺母。
换完了车胎，我们简直要互相拥抱。接下来，只剩撤下千斤顶了。
然而这时候，说明书让我完全糊涂了。字面上看，应该有一个很简单的小机关，掰一下棘轮，就泄力了。问题是掰哪个棘轮？哪里有棘轮？
“是这个吗？”小伊指着千斤顶底部一个凸起，问我。
“不是。应该不是。它如果要掰动，怎么能设计在底部？怎么有空间拧得动？肯定不是这个。而且它已经有点陷进泥地里去了……”
我再次钻到车底下去，又摸又看，就是找不到棘轮。小伊也一点没闲着，在原地捣鼓了半个小时——足足比换完轮胎的耗时还要久——都没搞懂到底怎么卸下这个千斤顶。
我有种功亏一篑的绝望，沮丧地从底盘下爬出来，站在车旁边，试图调整呼吸，让自己冷静。我茫然翻阅说明书。突然间，我发现车往下一沉。
我绕到车后去看，小伊从车底下探出头来，说：“搞定了。就是这个棘轮。”
我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如此愚蠢——千斤顶已经陷进了泥里，底部的棘轮几乎被掩埋，再差一点就真的再也摸不到、掰不动——就是我之前否认的那一颗。至此，我羞愧得都快不敢看小伊了，而她一如既往地包容，连一句埋怨都没有。
尽管浑身污脏，灰头土脸，但我们毕竟自己解救了自己。因为肾上腺素飙升，我的手仍然有点抖，冷汗有点凉。原本以为今日的折磨应该到此为止，没想到回去路上，再次被命运开了一次笑——开出好远，本以为终于甩掉了这个倒霉的山谷，却在偶然停车的时候，赫然发现，车后面，备胎的扣盖不知什么时候掉了，不得不再次折返回头去捡。
小伊事后对我说：“这，才是最绝望的一刻……”
再次原路折返，去捡回扣盖；之后又被路口的村民拦截盘问，费尽口舌。我感觉筋疲力竭，而返回县城的路，还有大约两小时。因为担心轮胎的螺母没拧紧，我们不得不每过十分钟就停下来，彼此扶着，整个人踩上十字套筒，把每个螺母挨着紧一遍。
如此种种，折腾到天黑，我们总算回到了早上出发的地方：理塘县城。在汽修店，工人指着破轮胎上那道长长的口子，表示无能为力，补不了了。“这里的碎石路，石头没有风化，有的很锋利，必须小心。必须开慢点，胎压要降低。”
而我明明降了胎压，也没有开太快。大约是掉头的时刻，车胎刚好在原地磨到了一块尖锐的石头上，瞬间被割破吧。
修理完毕，我们在返回旅馆之前，彻底放弃了吃烧烤庆祝的念头，累得快没胃口了。走进一家小店，各自点了两碗米线，在一种不可思议的疲乏中，我想查看今日黄历，是否写着“诸行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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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等于悲剧乘以时间。
如今回想当天的每一幕，都只觉得像个笑话。但身处当时，谁也笑不出来。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建议：“结婚以后的蜜月旅行是次序颠倒的，应该先同旅行一个月，一个月舟车仆仆以后，双方还没有彼此看破，彼此厌恶，还没有吵嘴翻脸，还要维持原来的婚约，这种夫妇保证不会离婚。”“成田离婚”说的便是这种情形——蜜月回来，两口子崩了，在机场就当场离婚。
摄影家王小慧的自传中，提及一段发生在80年代的往事：那时候她和伴侣俞霖刚去欧洲不久，都是公费留学的穷学生，在西班牙的旅途中，一个暴风雪夜，下错了车，青年旅馆还远，两人无助至极，被迫在深夜步行。这是一个很容易爆发吵架，互相埋怨，暴露人性自私的瞬间。但是俞霖把她的背包接过来，背在自己身上，推着她走路，大声唱起歌来，给她打气。
旅途的考验是某种终极考验：在窘迫与绝望的时刻，是互相埋怨、大吵大闹，还是彼此鼓舞、包容。后者是伙伴之间，人与人之间，可以拥有的最强大的最美好的状态。回想格聂，我只觉得“是奇迹”。而经过此劫，我们对“不确定性”真正有了敬畏之心，以至于接下来的一路，每天我们醒来的时候，都提醒自己要心态卑微，期待着：“要出发啦！今天的倒霉事儿会是什么呢？”
[1]巴别塔是《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中的故事，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