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明天还有五小时二十分……不，五小时十九分。
十五年前，昭和五十×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一个在池袋西口繁华街的黛安酒吧发现凶案现场的人，是店里半年前雇佣的酒保——石田广史。
那天凌晨三点多，石田送走最后的客人，接着收拾店铺，三十分钟后走了出去。当时老板夫妇还在店内计算当天的营业额，因为数字对不上，老板和负责招呼客人的妻子发生了争吵。因为这件事，石田只是草草收拾了一下，便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可能因为过于慌张，当他步行将近二十分钟回到巢鸭的住处时，才发现自己把钱包落在了店里，只得步行折返。
夏至刚过，石田四点半左右回到店中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他看见店门没锁，猜想老板夫妇还在里面。他开门一看，的确没错，两人真的在里面。只不过两人都变得与一个小时前大不相同——老板向井信二的胸前插着一把菜刀，倒在地上。妈妈桑杉江则俯伏在旁边卡座的沙发上。两人浑身是血，连桌子、吧台和墙壁上都溅满了鲜血。
要走到店里打电话，就不得不跨过两人的尸体。石田实在没有那个勇气，便一口气跑到了车站门口的派出所。五分钟后，他带来一名巡警。
巡警通报后，调查人员马上赶往现场。在此期间，石田对巡警描述了发现惨案的过程。过后回想起来，这是石田试图以第一发现者的身份瞒过警方的视线。
成为第一发现者有一定好处。石田事先准备好衣服，在犯罪现场换下了身上染血的服装，但是他不知如何处理双手和鞋子上的血，以及凶器菜刀上的指纹，所以他这样搪塞道：“我以为老板还活着，就忍不住抓着菜刀，想把它拔出来。”不仅如此，他还自作聪明地对巡警发表了一番推理：“妈妈桑最近跟店里一位客人走得很近，可能老板不高兴，跟妈妈桑吵架后，怒气上头，抓起了菜刀，杀了妈妈桑后又自杀了……”他还补充道，不仅是今晚，老板夫妇关系早有不和，店里的六位女公关都能证明这一点。
他虽然脑子很聪明，但有时会做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所以大家都不怎么看得起他——
后来，一位女公关这样评价石田。其实，石田的犯罪过程中也有一个只能称之为愚蠢的失误。在等待池袋警署调查人员赶来，并且记录石田的证词时，巡警发现老板向井还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尽管只是奄奄一息，好在马上叫了救护车，向井奇迹般地得救了。三天后，他脱离危险状态，完全恢复意识，并告诉警方“凶手就是石田”。
那天临近月末，石田亲眼看见老板从客人那里收回了很多赊账，手提保险箱里装了不少现金，因此策划了犯罪。首先，他趁老板上厕所时杀害了妈妈桑杉江；接着，他又趁老板出来，吓得目瞪口呆的空当，操起菜刀朝他扑了过去。老板向井信二平时不在店里接客，而是在后面负责运营和后勤。不过他爱好钓鱼，不时亲手处理自己钓上来的鱼，端给客人吃。因此，店里放着一把三十厘米长的刺身菜刀，它成了石田趁手的凶器。
其实没等被害者亲自作证，警方在案发之后就断定了石田是真凶。向井被抬上救护车的时候，石田趁乱逃走了。另外，凶器的刀柄上发现了石田的指纹。女公关又证实石田赌马失败，欠了不少钱。店里还接到过疑似暴力团伙的催债电话。
行凶时间是凌晨三点半左右。其后，石田回过一次住处，但那是为了把抢到的钱藏在家中。凌晨四点左右，送报纸的少年目击到石田走进出租屋房门。后来警方展开调查，在石田房间门口发现了被害者的血迹，应该是被印在他的鞋底，从现场带了过去。
向井被救护车接走后，石田意识到计划失败，悄悄离开现场回到住处，带走了四十二万现金和一些随身物品。一名住户目击到石田提着运动包，神色慌张地从出租屋后门逃跑了。
凶手竟然没有确认被害者死亡，就假装第一发现者跑到派出所报案，这个愚蠢的举动令警方忍俊不禁。由于那片地区开设了许多挑战法律底线的色情店铺，又是犯罪多发区域，这起案子放在其中一点都不稀奇，警方一开始也认为能够轻易逮捕到这名凶手。
然而事与愿违，石田广史逃出后门消失后，整整十五年都没有被警方追查到。
不，从公诉时效成立的法律意义上说，十五年还没过去……[2]还剩下几个小时。准确来说，还有四小时二十七分钟——
我一边接听出租车司机大岛成树的电话，一边看向警署的挂钟，确认了时刻。
晚上七点三十三分。
大岛最终犹豫了半个多小时，才给隶属于六日町警署的初中同学山根打了电话。山根忙着加班，把电话内容简单概括了一下，将工作完全托付给我。他之所以在一课刑警中选择我，是因为想起了我以前在忘年会或是别的聚会上热情讲述过这起案子。
虽然警署门口也贴着通缉海报，不过纵观整个六日町警署，最关心这起案子的人，的确就是我了。案发当时，我隶属于东京上野警署，虽然与发生在池袋的案子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听说了不少消息，并对案子产生了兴趣……我当年三十二岁，与凶手同龄，虽没有赌马，却沉迷自行车赛赌博，欠下了对公务员来说难以想象的巨额债务，连妻子也提出了离婚。
尽管当时我也嘲笑过凶手没有好好确认杀害目标是否死亡，但心里总觉得有点虚。因为我感觉那个愚蠢的凶手跟自己有点像。
两年后，我与妻子离婚，调动到这个离家乡长冈很近的小镇，彻底戒掉了赌瘾，开始带着使命感完成这份平凡的工作。我把父亲死后留下的房子卖掉，偿还了欠款。不久后，我跟镇上的一名女性结婚了。
现在，我们租了一间小房子，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偶尔也会回想当年——东京，案子，还有宛如赢不了的自行车那般，毫无意义地焦虑空转的自己……
不过，山根把那通电话转过来之后，我听着大岛成树的描述，已经顾不上怀念东京和那起案子了。
“女人走进角灯后，已经过了快一个小时，对吧？”
确认完这一点后，我对大岛道谢，并报上自己的手机号码，请他有新情况马上联系，接着挂掉电话，看了一眼手表。
晚上七点三十九分。
首先，我找到角灯的电话，马上打到店中。我也经常光顾那家小酒馆，跟老板泷口夫妇比较熟。
“那位女客二十分钟前就走了……会不会到您那边去了呀？”
老板接了电话，回答我的提问。
“我这边？”
“警署啊。她付钱的时候问我警署在哪里，我就告诉她了。您这电话是在警署打的吧？……啊，等等，我老婆有话要说……”
通话暂停了片刻。
“她离开后，好像去了玩具店。”
“玩具店？”
“嗯，是该叫玩具店，还是小孩子的杂货店呢……你知道的吧？就在我们店隔壁。”
那位女客离开没有五分钟，泷口的妻子发现她忘了东西，便追了出去。她先往车站方向走，但是没找到人，便原路折返，正好碰见她从附近的杂货店买了东西走出来。女客接过她落下的东西，向老板娘道谢，接着又问斜对面的居酒屋开到几点。老板娘回答：“开到十点半左右。”女客便说：“那还可以坐很久呢。”当时雨已经挺大了，老板娘还打着伞把她送到了居酒屋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