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人为的疑案比实际分歧要大得多。王国维就说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否认中西在学问上会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得出的是“学无中西”的结论。
请注意，王国维讲的是“学”“学问”，不是泛指东西方文化。文化联系着人种和民族，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但学术上的广狭深浅密疏与文化的异同不能等量齐观。由于文化背景殊异，所处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有别，中西学术思想的表现形态和思维惯性纵使参差互见，学理的正误和心理的规律，应该是殊途同归，化百为一。王国维力主中西学术“互相推助”说，反对把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自属深具卓识。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言里亦曾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9]此联可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中学西学之争下最后断语。
实际上，现代学术思想必然是一个并纳兼容的具有开放性格的体系。所谓学术上的中西之争，无异于强分畛域，自结牢笼。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为学而不能与世界文化对话，算不得现代学者；而不以本民族的学术传统立基，也难有切实的学术创获。王、钱两位现代学术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异口同音，殊堪玩味。
四 新旧古今之辨
只有洞明世事、空诸依傍的大家，能够越纷沓而执一，不为新旧之说所惑。
如果说中西之争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必然遇到的问题，那么新旧古今之辨比中西之争要古老得多，只不过发展到清末民初表现得更为激烈而已。当时社会变动加剧，思想波涛汹涌，新党旧党、新学旧学，人人说得口滑。而时尚趋新，人情恋旧，中外古今歧见旁出，学问之大道遂为此无尽的争论所遮蔽。只有洞明世事、空诸依傍的大家，能够越纷沓而执一，不为新旧之说所惑。散原老人在谈到父尊陈宝箴时说过：“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10]陈寅恪为学为文，也是有宗无派，“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11]，殊不以新旧为然。义宁学风，祖孙三代一以贯之。
王国维在驳难学术的中西之争和有用无用的同时，对新旧古今之辨也有极透辟的说明。他把学问分为三大类，即科学、史学和文学。他认为三者之间互相有待，不必自设畛域，是丹非素。斤斤于古今新旧的畛域难通，是学者的自蔽，大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况且学术上的新与旧、今与古，彼此之间总会有联结贯穿的思想脉络，今由古时来，新自旧中生，主要看是否合乎科学，接近真理。1961年，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主任、诗人吴宓，赴广州中山大学探望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长时间交谈后得一结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12]此一结论代表着中国现代学术传统的真精神。而吴、陈两位，就是王国维遗嘱托为处理书籍实即文化所托命之人。
王国维写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13]说得激切而不留余地，可见其体认之深。但这个问题当时后世是否已获致解决？应该说还没有。几十年后提出的“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毋庸说也是因应此一问题的一种对策罢。
单是在学理的认知上就蒙上这许多疑案，而且左扯右挦，不得廓清，宜乎中国现代学者难于以学术为宗基求立命安身也。
2013年8月8日竣稿
[1]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95—97页。
[2]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95—97页。
[3]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第95—97页。
[4]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第206页。
[5]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第8—9页。
[6]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第8—9页。
[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第165页。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参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夏晓虹编校），第206页。
[9]钱锺书：《谈艺录》序，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10]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元精舍诗文集》下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55页。
[11]陈寅恪：《三论李唐氏族问题》，《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页。
[12]《吴宓日记》续编第V册，1961年8月30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0页。
[13]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别集》卷四，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