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02
汪然明所感慨的，是西湖的盛衰和家国的兴亡；寅恪先生所哀叹的，主要是明清以来文化神州的沦丧，西湖不过是如汪氏的一叶“雨丝风片”小舟而已。《别传》第二章叙论河东君与陈子龙的关系，考证出卧子因河东君而病过四次，每次都有诗作寄怀，有的正好作于七夕之日。明南都倾覆后牧斋降清北迁，滞留燕京，也写有一首《丙戌七夕有怀》诗，同为怀念河东君，与卧子已有所不同。寅恪先生至为感慨，写道：“噫！当崇祯八年乙亥七夕卧子之怀念河东君，尚不过世间儿女之情感。历十二年至顺治三年丙戌七夕，牧斋之怀念河东君，则兼具家国兴亡之悲恨。同一织女，而牵牛有异，阅时几何，国事家情，俱不堪回首矣。”[133]
特别是《别传》卷前和穿插于具体篇章中的一些题诗，尤集中表现出寅恪先生的家国之思与兴亡之感：
如花眷属惭双鬓，
似水兴亡送六朝。[134]
红豆有情春欲晚，
黄扉无命陆终沉。[135]
推寻衰柳枯兰意，
刻画残山剩水痕。[136]
明清痛史新兼旧，
好事何人共讨论。[137]
兴亡江左自关情，
远志休惭小草名。[138]
好影育长终脉脉，
兴亡遗恨向谁谈。[139]
佳人谁惜人难得，
故国还怜国早倾。[140]
兴亡旧事又重陈，
北里南朝恨未申。[141]
这些一咏三叹的诗句，一方面可见出《别传》作者的史笔诗心，另一方面反映出寅恪先生的家国兴亡哀痛之思是何等强烈。“辨兴亡”[142]，是史家的职责；兴亡感，是史家的良心。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说《柳如是别传》一书，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大史家陈寅恪先生的史学责任、史学观念、史学精神和治史方法，恐怕没有详读过此书的同道会提出反证意见。
九
至于明清递嬗、家国兴亡的原因，寅恪先生无意在《别传》中作刻板的探讨，或用一个现成的公式给以抽象的说明，而是唯唯否否，把答案留给今天并后世的读者。请看他的论述：
呜呼！建州入关，明之忠臣烈士，杀身殉国者多矣。甚至北里名媛，南曲才娃，亦有心悬海外之云（指延平王），目断月中之树（指永历帝），预闻复楚亡秦之事者。然终无救于明室之覆灭，岂天意之难回，抑人谋之不臧耶？君子曰，非天也，人也！[143]
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只是循史家之惯例在“究天人之际”，并没有对问题本身做出回答，他也不想做出明确回答。明清史事纷繁，党派襄夺惨烈，门户怨毒深重，内忧外患频仍，各种矛盾交织，终酿成甲申之变与乙酉之变。历史是已发生之事实，史家无须设想历史上某人某事如不出现将如何。况且国事如同人事，偶然因素缠绕其中，利弊得失，简错百端，甚难言也。史识如寅恪先生，在缕陈史事的同时只叹兴衰，不作解人，正复情理之常。
不过，寅恪先生执着地认定，历史上朝代的兴衰、政权的更迭，是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后面的果，有前面的因。兴亡之事，有以渐也。明之亡与清之亡，都是如此。可哀痛者，在于当世之人不明此义，常常杯酒欢歌中已酿成大祸。《别传》第一章，自述著书缘起尝言：“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144]达世知变的历史直觉，早在童幼时期，寅恪先生即已蓄萌而成。所谓史学天才之因子，固成因于前学问阶段，应非虚言。以释证陈柳、钱柳情爱因缘的有关诗作为撰述重点的《柳如是别传》，征引的南国胜流的作品，多到不知凡几；但其中寅恪先生最重视的我以为是河东君的《金明池·咏寒柳》一词，题旨需要，特全文引录如下：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腰瘦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特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145]
这首词的关键词是“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河东君之意，当然是从己身出发，遥忆当初与陈子龙等几社胜流交好之时，陈、宋、李诸人为自己所作的有关春闺风雨的艳词，遂成今日飘零秋雨之预兆。所以不免“暗伤如许”。这应该是“今典”的连接绾合之处。但寅恪的释证没有停留在此一层面，进而引发论之：“‘酿成’者，事理所必致之意。实悲剧中主人翁结局之原则。古代希腊亚力斯多德（亚里士多德——编者注）论悲剧，近年海宁王国维论红楼梦，皆略同此旨。然自河东君本身言之，一为前不知之古人，一为后不见之来者，竟相符会，可谓奇矣！至若瀛海之远，乡里之近，地域同异，又可不论矣。”[146]河东君抒写自身情怀的语词，竟与东西哲人的悲剧学理念暗合无间，怎能不引起寅恪先生的格外重视呢？
但寅老看中此词，似有更深层的原因。鄙意以为，他是用此关键词，象征明之灭亡和清之灭亡，也许还包括民国政权的覆亡。所以才有“明清痛史新兼旧”之说。当然也含有他自己家族戊戌之后惨遭不幸的悲剧感喟。“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当然，当然。寅恪的祖父陈宝箴，被曾文正公叹为“海内奇士”，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主持湖南新政，走在晚清改革潮流的最前列。他的父亲散原老人，是“清末四公子”之一，风骨嶙峋，名扬海宇。戊戌惨剧，陈氏父子先遭罢革，陈宝箴复被慈禧赐死。“家国旧情”与“兴亡遗恨”交织在一起。《别传》的兴亡之感与兴亡之叹，其深层意涵，倘在斯欤！倘在斯欤！因此河东君的《金明池·咏寒柳》一词，可以看作是《柳如是别传》的主题曲。职是之故，寅恪先生才把他的著作，取名为《金明馆丛稿》和《寒柳堂集》，可见其寄意寓怀之深。
再来看钱牧斋己身命运的顺逆遭际。钱之为人热中懦怯，仕途一再受挫，明万历三十八年二十九岁时，与韩敬争状元失败，仅得探花；崇祯元年四十七岁与温体仁、周延儒争宰相又失败，并因此获谴。但崇祯十三年与陈子龙、谢象三争河东君获得成功。寅恪先生说牧斋“三十年间之积恨深怒，亦可以暂时泄息矣”[147]。但越三年即有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崇祯帝缢死煤山，南明小朝廷于是建立，因马士英的荐引，牧斋再次成为朝臣，使得河东君也感到颇为得意。可惜随即又有乙酉之变，南都倾覆，牧斋降清，从此一生被打成两撅，落得逢迎马、阮奸党，终成汉奸的骂名。寅恪先生析论说：“瑶草之起废，由于圆海，而牧斋之起废又由于瑶草。瑶草既难不与圆海发生关系，牧斋自更不能不直接与瑶草，间接与圆海断绝联系。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惟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冲破解脱，未可以是希望于热中怯懦之牧斋也。”[148]
寅恪先生论钱柳因缘，有“三死”之说[149]，寓意颇深长。第一死为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牧斋谢不能；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如牧斋依河东君之劝，效陈子龙双双死节，则历史上的钱牧斋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就河东君一方而言，真正倾心相爱的是陈卧子，但不得不舍弃，而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之冬主动访半野堂，当时牧斋五十九岁，卧子三十三岁，河东君二十三岁。顺治二年乙酉南都倾覆，河东君二十八岁，三年丙戌卧子殉国死，年三十九岁，河东君二十九岁。顺治五年戊子牧斋遭黄毓祺案，河东君年三十一岁。寅恪先生说：“由是言之，河东君适牧斋，可死于河东君年二十九，或三十一之时，然俱未得死。河东君若适卧子，则年二十九时，当与卧子俱死，或亦如救牧斋之例，能使卧子不死。但此为不可知者也。”[150]随即进一步发为感慨：“呜呼！因缘之离合，年命之修短，错综变化，匪可前料。属得属失，甚不易言。河东君之才学智侠既已卓越于当时，自可流传于后世，至于修短离合，其得失之间，盖亦末而无足论矣。”[151]寅老昔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结尾有句：“但就贤愚判死生，未应修短论优劣。”[152]意旨可与论河东君事相证发。人事无常，修短殊列，尚且不可逆料，况朝代递变、家国之兴废乎？
十
陈寅恪先生昔年论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并序》和《毛颖传》，尝赞其文备众体，史才、诗笔、议论并见。[153]今观《柳如是别传》，可说是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的文备众体的典范。既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人物立传的传记文学，又是借传修史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寅恪先生自创的一种学术新文体。如果说《论再生缘》是这种文体的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新文体的完成。《别传》稿竟说偈曰：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
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繁琐冗长，见笑君子。
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
卧榻沉思，然脂瞑写。痛哭古人，留赠来者。[154]
可见寅恪先生对《别传》的文体特征早已了然于胸，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进行撰写带有自觉性。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再生缘》一文，亦每每谈到文章体例及思想与文章的关系。他称赞庾信《哀江南赋》在六朝长篇骈俪文中为第一，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在赵宋四六文中为第一。所以如此，是因为：“庾汪两文之词藻固甚优美，其不可及之处，实在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而其所以能运用此情感，融化贯通无所阻滞者，又系乎思想之自由灵活。故此等之文，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非通常工于骈四俪六，而思想不离于方罫之间者，便能操笔成篇也。”[155]妙哉“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这不是在自我概括《柳如是别传》这部大著述的史学特征吗？而“必思想自由灵活之人始得为之”，不也是寅老学术理念和著述精神的真实写照吗？
庚午二月初一日于京华无梦斋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