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的特殊的家世身份给予他的影响，还是像烙印一样反映在诸多方面。他看人论事，格外重视门第出身。不是蓄意了解选择，而是不自觉地与出身高门者有一种文化上的亲近感。最明显的是他的择偶。陈夫人唐筼，系故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寅恪晚年对此一姻缘过程叙之甚详。他写道：
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先君先母虽累加催促，然未敢承命也。后来由德还国，应清华大学之聘。其时先母已逝世。先君厉声曰：“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寅恪乃请稍缓。先君许之。乃至清华，同事中偶语及：见一女教师壁悬一诗幅，末署“南注生”。寅恪惊曰：“此人必灌阳唐公景崧之孙女也。”盖寅恪曾读唐公请缨日记。又亲友当马关中日和约割台湾于日本时，多在台佐唐公独立，故其家世知之尤谂。因冒昧造访。未几，遂定偕老之约。[16]
寅恪先生择偶的经过，充分说明家世的因素在他心目中占有何等分量。不是见婚姻对象而钟情，而是因其家世而属意；而且终生相濡以沫，白头偕老，也算人生的异数了。而那轴署名“南注生”的诗幅，便成了他们定情的信物，伴随他们度过一生。当1966年的端午节寅恪先生为纪念这段人生奇缘，对诗幅重新作了装裱，并题绝句四首，其中第二首为：“当时诗幅偶然悬，因结同心悟夙缘。果剩一枝无用笔，饱濡铅泪记桑田。”[17]陈寅恪与唐筼1928年农历七月十七在上海结缡，五十一年后的1969年农历八月二十六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六天后的同年农历十月十二唐筼先生亦逝。我们晚生后学能不为他们因家世出身而偶然相遇并结同心的姻缘称贺感叹吗？
陆键东先生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的一大贡献，是他经过近乎人类学者进行田野调查般的取证，对陈寅恪晚年所处文化环境之真相作了一次历史的重构。他复活了寅老身边的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人物。冼玉清、黄萱、高守真这三位曾经给晚年的陈寅恪以精神慰安的“奇女子”，她们的家世都不无来历。黄萱为一华侨富商的女儿，冼玉清教授是被散原老人评为“澹雅疏朗，秀骨亭亭，不假雕饰，自饶机趣”[18]的女诗人，有《碧琅玕馆诗稿》之作，“碧琅玕馆”的斋名就是陈三立所题，高守真的父亲则是香港一位通晓近代掌故的名流。
前论寅老的文化高于种族的学说，多见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实此两书的另一文化观点，是强调地域和家世的作用。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学术史有一重要假设，即认为汉以后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逐渐转移到家族。但“家族复限于地域”，所以他主张：“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19]而家族所起的作用在于：“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20]换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传承，家族是一重要渠道，其出自学养厚积的家族的人物，才性与德传必有最大限度的融和，故寅恪先生与此一类人物有一种前缘夙契的亲近感，就不是偶然之事了。
五 陈寅恪是学术奇迹的创造者
1945年下半年，他的双目即已失明，此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特别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两部杰构，总共近百万言，全部都是经他口授而由助手黄萱笔录而成。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奇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奇迹。古希腊的诗人荷马据说是位盲人，但诗歌创作不同于学术著作，即使是讲述历史故事的英雄史诗，与史学著作也迥然有别。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固然也，但史述与研究著作亦应有别。盖撰写以研究人物和历史事变为主线的史学著作，必须凭借经过甄别的历史资料和考信为实的他者的叙述，来证实并复原当时当地的历史文化结构。这方面，寅老典籍之熟、记诵之博，回观二十世纪的文史学界，似少可并俦者。
1958年郭沫若写信给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提出：“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最早引用这条材料的是余英时先生，他诠释为“是要用举国之力来和陈先生一人在史料掌握方面作竞赛”[21]。虽然英时先生提炼出来的这一历史图景，今天看来无疑是一幅深具讽刺意味的漫画，但历史图景本身千真万确是郭的原版，余先生并未对其做浓淡的皴染和增减的剪裁。
郭老是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他当时口出此语，可见陈寅恪史学功底的超常和不可比并。郭老原本是要大家通力合作一起来创造学术奇迹，结果却反证陈寅恪是不可动摇的史学奇迹创造者。
六 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
王国维逝世的第二年，有罗振玉编辑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付梓，五年后又有其胞弟王国华及弟子赵万里等编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问世，陈寅恪先生在为第二《遗书》所撰之序言里，把静安之学的内容和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说：“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22]寅恪先生的为学方法自然也未“远出三类之外”，但他的独特处在于对吾国传统解释学的丰富与发挥，也可以说他一手创立了中国近代的文本阐释系统。不妨先看看他为文本阐释设定的一种诠释理论，这就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提出的：
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者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之目乎？[23]
这段文字中有三个关键语词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了解之同情”，二是“窥测其全部结构”，三是“真了解”。“了解之同情”是今人对古人和古人的学说的态度，也可以叫作阐释的态度；“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是阐释的方法；“真了解”是阐释的目的。我曾说陈寅恪先生游学欧西有年，掌握多种西方文字，其受西学之影响自不待言；但其著述全然是中国作风，几乎看不到西学的痕迹。但此处讲阐释学的理论，其第二项关于阐释的方法，曰“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却无意中露出了西学的“马脚”。因“结构”一词，系出自西学原典，是西方解释学的关键语词，中国传统载籍未之见也。那么，怎样才能“窥测其全部结构”呢？寅老提出一特异的观点，即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这是我们在无论任何东西哲人的著作中都找不到的命题。
陈寅恪一生为学不离“释史”两个字，而“释史”的途径就是通过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的“残余断片”，来重建历史事实真相的全部结构。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专著以及许多单篇考辨之文，无一不是如此这般“释史”的典范，而实现了对历史真相的“真了解”。时贤于寅老释史过程所使用的“以诗证史”的方法著论较多，兹不赘论。仅就其“诗文证史”之“今典”和“古典”之学说，略陈鄙见。1939年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撰写的《读哀江南赋》一文，最早提出古典、今典的概念。他在该文的开头写道：
古今读哀江南赋者众矣，莫不为其所感，而所感之情，则有浅深之异焉。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籣成作赋，用古典以述今事。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也。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24]
又说：
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25]
寅恪先生把“古典”和“今典”的义涵界说得非常明确，即古典是词句故实之所从出，今典是作者所经历的当日之事实。庾信《哀江南赋》结尾四句：“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前两句用汉李广家居时夜猎灞陵的古典故实，后两句用楚顷襄王太子完质于秦的故实，这对长期去国、羁留长安的庾子山来说自是贴切。但寅恪先生认为，此四句中尚有“作者当日之时事”即“今典”存焉。此即当后来周、陈交好之际，陈文帝之弟安成王顼得以还国，陈宣帝提出羁旅关中的庾信、王褒等“亦当有南枝之思”；而“子山既在关中，位望通显，朝贵复多所交亲，此类使臣语录，其关切己身者，自必直接或间接得以闻见”，所以赋中“犹是故时将军”，固然包含子山自己曾是故梁右卫将军的“今典”，“布衣”“王子”云云，也是对陈宣帝“欲以元定军将士易王褒等”的回应。这样，庾信在赋中就不仅表现出自己的乡关之思，而且流露出归心之疾了。陈寅恪就这样通过对庾信《哀江南赋》的古典和今典的通解，重建了羁旅长安二十五年之久的庾信心理情境的历史真相。
《柳如是别传》对钱柳因缘诗所涉之古典和今典的辨认与疏解更具有系统性。寅恪先生在《别传》“缘起”章提出：“自来诂释诗章，可别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而“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又说：“若钱柳因缘诗，则不仅有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前后诗章之出处。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词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26]例如河东君《次韵答牧翁冬日泛舟》诗中，有“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句，应与《玉台新咏》“歌词”二首之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及李义山“本来银汉是红墙，隔得卢家白玉堂，谁与王昌报消息，尽知三十六鸳鸯”有关，也与牧斋《次韵答柳如是遇访山堂赠诗》“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有关，又与牧斋《观美人手迹戏题绝句七首》之三“兰室桂为梁，蚕书学采桑，几番云母纸，都惹郁金香”，以及钱氏《永遇乐》词有关等等。只有“循次披寻，得其脉络”，才能对钱柳因缘诗“真尽通解”。
特别明南都倾覆之后，钱柳的有关诗作不少都与反清复明活动有关联，往往今典、古典交错互用，给笺释者造成一定困难。钱牧斋的《钱注杜诗》是一显例。所以寅恪先生说：“细绎牧斋所作之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27]《柳如是别传》既是陈寅恪以诗证史的杰构，又是辨认和疏解古典和今典的文本阐释范例。
七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一生最大著述
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痛史，如果易名为《明清易代史》也名副其实。当然寅老不会同意易名，他宁可叫作《别传》，也不愿意修一部类乎所谓“正史”的史著。论者多有为陈寅老未能写出一部通史而遗憾者。可是这部七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我敢说它的价值绝不在一部通史之下。虽然通史之作和断代史之作，在书写体例上宜有不同，但修史之功力和价值却可以得到同样的彰显。
《别传》是陈寅恪一生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他的史学理念、治史方法、学术精神，都在此书中得以集中凸显。《别传》也是陈寅恪一生学问的结晶，此有第一章“缘起”所说，著书目的之一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可证。虽然，《别传》的资料排比和诠释方法与已往著述一脉相承，但所涉内容的复杂以及历史场景的范围，前此任何一部陈著都不能与之并观。《别传》同时也是著者寄托遥深之书，这有“缘起”章自述撰著目的时所说之“温旧梦，寄遐思”为证。
至于《柳如是别传》的卷首和书写行进之中，何以插入众多著者的诗作，只要知道《别传》不是寻常的史学著作，而是陈寅恪先生开创的一种史著新体例，就不会感到诧异了。关于此点，拙稿《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一文，对之析论甚详，读者便中不妨参看。而最早研究陈寅恪史学的余英时先生，不久前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增订新版”的“书成自述”里，写下一段极富征验的话：“更重要的是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28]可谓知者之言。
诗无定式，史无定法。“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自然包括传写之不足，则论议之，论议之不足，则感叹之，感叹之不足，则歌之诗之等等。《别传》卷前最后一首题诗的尾联云：“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则寅老为河东君作传不仅有预期而且有预见也。
八 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
世间凡读寅老之书者，知寅老其人者，无不感受到他内心深处蕴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哀伤和苦痛，而且哀伤的意味大于苦痛。按心理学家的观点，“哀伤”和“记忆”是连在一起的，那么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记忆”使得陈寅恪如此哀伤以至哀痛呢？说到底，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义宁陈氏一族的事功鼎盛时期，是1895至1898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期，当时陈宝箴在其子陈三立的襄助下，湖南新政走在全国的最前面，梁启超、黄遵宪、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邹代钧、熊希龄、皮锡瑞等变法人士，齐集右帅的麾下，以至于有天下人才都到了湖南的说法。改革措施不断出台，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成绩斐然。更有时务学堂之设、湘报馆之办、南学会之开，一时名声大震。义宁父子“营一隅为天下倡”的理想实现在即。
但百日变政、一日政变的戊戌之秋突然降临，慈禧杀谭嗣同等“六君子”于京师菜市口，通缉康、梁，陈宝箴、陈三立则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这一年的冬天，陈宝箴离开长沙抚院，携全家老幼扶夫人的灵柩迁回江西南昌。当时陈三立大病，三立大姊痛哭而死，寅恪长兄师曾之妻范孝嫦（范伯子之女）不久亦逝。陈寅恪这一年九岁。而1900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刚住到南昌西山崝庐仅一年多的陈宝箴，“忽以微疾而终”（实为慈禧密旨赐死）[29]。突如其来的“重罚其孤”，致使陈三立锻魂剉骨，悲痛欲绝。如果不是“有所待”，他已经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此后每年春秋两季他都到崝庐祭扫哭拜。眷属和子女暂住南昌磨子巷，主要靠亲友借贷维持生活。一个家族的盛衰荣悴之变如此之速，其所给予年幼成员的心理影响势必至深且巨。
而国家在戊戌之变后大故迭起。1899年，慈禧大规模清剿“康党”，欲废掉光绪未果，义和团开始变乱。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激化了与西方诸国的矛盾，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演出近代史上第二次洋人占领中国都城的悲剧。1901年，清廷与十一国公使团签订“议和大纲”，首当其冲的重臣李鸿章病死。1902年，仓皇出逃的两宫还京。李鸿章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登上历史舞台。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打起，结果日本占领更多中国领土。清廷在这一年开始赦免除康、梁之外的戊戌在案人员。1905年，废科举，设学部，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1907年，张之洞入军机。1908年，慈禧和光绪均逝，宣统即位。慈禧死于农历十月二十二日，光绪死于前一天的十月二十一日。1909年，张之洞病逝。1911年，辛亥首义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逊位。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尔后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五四运动，溥仪出宫，国共合作，北伐战争。1931年，日本占据东北。1937年至1945年，全民抗战。1945年至1949年，国共内战。五十年代以后，则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院系调整，抗美援朝，公私合营，合作化，科学进军，大跃进，除四害，反右派，反右倾，三年困难反苏修，城乡四清，文艺整风，直至“文革”大劫。此百年中国之一系列大变故，均为陈寅恪所亲历，早为目睹，后则耳闻心感。
如果是普通细民或庸常之士，可能是身虽历而心已麻木。但陈寅恪是历史学家，而且是有特殊家世背景的极敏感的历史学家，他对这些愈出愈奇的天人变故能不留下自己的记忆吗？能不为之哀伤而三叹息吗？
抑又有可言者，同为哀伤，宜有深浅程度之分别。陈寅恪之哀乃是至痛深哀。其所著《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有言：“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故此语虽为静安而设，其普世价值与寅恪亦应若荷符契。所以《陈寅恪诗集》中，直写流泪吞声的诗句就有二十六联之多。兹将相关联句依《诗集》所系之时间顺序摘录如次，以见其至哀深痛之情状。
残域残年原易感
又因观画泪汍澜 1913
回思寒夜话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