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徐徐云尔[17]
“徐氏父子”指礼部侍郎徐致靖，和他的在湖南任学政的公子徐研甫，都因参与变法遭遣。“陈氏父子”自然指的是陈宝箴和陈三立。“兵部侍郎”云云，是由于清廷规定，巡抚例加兵部侍郎衔。另外还有一副对联，系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所载，实专攻陈三立，曰：“不自陨灭，祸延显考。”[18]意谓陈宝箴的遭遣，是陈三立遗祸的结果。事实当然不是如此，若说推动湖南新政，陈宝箴的态度比陈三立还要坚决。只不过由此可见守旧势力对持渐变主张的义宁父子嫉恨之深。而激进变革者如谭嗣同，当湖南新政行进中已流露出对陈三立的不满。[19]
戊戌以后之近代中国历史虽然没有按散原预想的路线走，却一再证明他的渐变主张不失为保存国脉的至理名言。欧阳竟无大师的《散原居士事略》，对1922年梁启超与散原的一次会面有所记载，行文甚蕴藉有趣。这是戊戌之后两位“湘事同志”的第一次会面，时间已过去了二十年，因而不免“唏嘘长叹”，“触往事而凄仓伤怀”。这时的梁任公，与散原的思想已经相当靠近了。但彼此之间的话语似乎不多，只互相称赞了一番蔡松坡。任公说：“蔡松坡以整个人格相呈，今不复得矣。”散原说：“蔡松坡考时务学堂，年十四，文不通，已斥，予以稚幼取之。以任公教力，一日千里，半年大成，今不可复得矣。”欧阳建议任公“放下野心，法门龙象”。散原说：“不能。”任公则默然。[20]事隔二十年，散原仍洞察深微，知人见底，识见、境界终高人一筹。以散原的心胸，绝不是“封建遗老”四个字所能概括的。
事实上，1904年西太后下诏赦免戊戌获罪人员未久，便有疆吏荐请起用陈三立，但三立坚辞不就，宁愿“韬晦不复出，但以文章自娱，以气节自砥砺，其幽忧郁愤，与激昂磊落慷慨之情，无所发泄，则悉寄之于诗”[21]。民国以后，很快就剪去辫子，“与当世英杰有为之士亦常相往还”，未尝以遗老自居。他赞许蔡松坡，主要由于松坡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豪侠肝胆，义动九州。今存《散原精舍诗》里，明确透漏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诗就有多首，如《上赏》《使者》《双鱼》《玉玺》《旧题》《史家》六绝句[22]，即是为嘲讽袁氏称帝的闹剧而作。紧接着写于民国五年（1916年）年初的《丙辰元旦阴雨逢日食》，至有“蚀日愁云里，儿童莫仰天”[23]之句，其反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态度甚明。而《雨夜写怀》的结句则为：“只对不臣木，青青牖下松。”[24]直是以窗前的青松自譬，无论如何坚决不买袁氏的账了[25]。写到这里，不妨稍及一当时的时事掌故，即戊戌后讽刺散原“不自陨灭，祸延显考”的王闿运，虽当时已逾八十高龄，却扮演了支持“洪宪”的“耆硕”的角色。
盖散原的“家国”之情，终其一生未尝稍减。1931年日人占领东北，次年发动沪战，寓居岵岭的散原日夕不宁，一天晚上在梦中突然狂呼杀日本人，[26]全家惊醒。1937年卢沟桥事变，北京再次遭劫，散原忧愤益甚，终致病，拒不服药而死。而当生病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中国打不过日本，散原立即予以驳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也？”[27]再不与此种人交接一言。欧阳竟无大师对散原的评价是：“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散原发愤不食死，倭虏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28]这是我所见到的对散原老人的最准确无误的评价。可惜当时后世不理解散原的人多。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何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自己的“身世”，并要辨别清楚百年中国的“兴亡遗恨”的原因。
职是之故，陈寅恪所说的“身世”，主要指义宁陈氏一家在近代中国的遭逢际遇，这里面隐忍着他们祖孙三代的极为深挚的“家国”之情。所以寅恪的诗中，在提到“家国”的时候，常常与湖南联系起来，如“家国沅湘总泪流”、“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等等。散原的诗，也每每“家国”并提，如“百忧千哀在家国，激**骚雅思荒**”[29]，“旋出涕泪说家国，倔强世间欲何待”[30]，“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31]，“满眼人才投浊流，家国算馀谈舌掉”[32]，“羁孤念家国，悲恼互奔凑”[33]，“茫茫家国梦痕存，片念已教干浪澣”[34]，“时危家国复安在，莫立斜阳留画图”[35]，“发为文章裨家国，祇供穷海拾断梦”[36]，“家国忽忽同传舍，不烦残梦续南柯”[37]，“家国祗馀伤逝泪，乌号记堕小臣前”[38]，“收拾家国一团蒲，非忏非悟佛灯映”[39]，“十年家国伤心史，留证巫阳下视时”[40]，“泪边家国谁能问，杯底乾坤且自多”[41]，等等。甚至在文章中，如《代李知县湘乡乐舞局记》一文，因讲到歌咏舞蹈的功能，也说“其作用有洁治其身心，以备家国无穷之用”[42]。正如王逸塘氏所说：“散原集中，凡涉崝庐诸作，皆真挚沉痛，字字如进血泪，苍茫家国之感，悉寓于诗，洵宇宙之至文也。”[43]
由兹可见散原老人的“家国之情”，与其子寅恪相比，不仅未惶稍让，尚且有所过之。
实则义宁父子的“家国”之思如出一辙。如果说戊戌事败之时，寅恪尚处稚龄，刚八九岁，对祖父与父亲的主张不会有深的理解，后来长大成人，四海问学，历经故国的种种变局，己身经验逼使他不能不向陈宝箴、陈三立的思想认同。1945年夏天，他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一文的结尾部分，说出了积郁多年、“噤不得发”的思想。他写道：
自戊戌政变后十余年，而中国始开国会，其纷乱妄谬，为天下指笑，新会所尝目睹，亦助当政者发令而解散之矣。自新会殁，又十余年，中日战起。九县三精，飚回雾塞，而所谓民主政治之论，复甚嚣尘上。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知乃翁此时悲往事，思来者，甚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44]
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祖父陆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门人，少年时期曾跟随王安石学经学，但在变革问题上与临川的意见不尽相同，后来名列反王安石的元祐党人碑。王安石死后，他又率诸生前往哭祭，而不怕当朝宰相司马光的打击。这种情况，和陈宝箴、陈三立在戊戌变法中的处境颇相类。所以寅恪经常以陆游自比。1927年撰《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已有“元祐党家惭陆子”[45]的句子。1958年写康有为《百岁生日献词》，又哀叹：“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46]1945年寅恪先生卧病英伦医院，听读熊式一的英文小说《天桥》，因书中涉及戊戌年间李提太摩传教士上书一事，所以回忆起1902年随长兄陈师曾赴日本留学，在上海遇到李提太摩，李曾用中文说过“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的话。依此该诗中有句：“故国华胥犹记梦，旧时王谢早无家。”盖虽为“世家子弟”，寅恪先生却很谦逊，在此诗的题序中说明不过是偶涉旧事，“非敢以乌衣故事自况也”。[47]
话虽如此，寅恪先生对自己的家族世系，以及这个家族世系在近百年以来的中国的传奇式的遭逢际遇，始终系念于怀。他担心后人由于不了解历史真相，可能会误解自己的先祖和先君，特别是他们在晚清维新变法潮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性质，因此趁阅读吴其昌氏《梁启超传》之便，特补叙陈宝箴、陈三立在戊戌变法中的真实思想走向。寅恪先生写道：“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宵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48]他把严格区分戊戌变法中两种不同的思想源流，划清陈宝箴、陈三立与康有为的界限，当作一件隆仪无比的大事，郑重付交稚女美延收藏，显然有传之后世之意。
这就是寅恪先生的“百年身世”，这就是寅恪先生的“家国旧情”。目睹戊戌以来变生不测的畸形世局，他已经不相信在他有生之年，还会有机缘打开近百年中国的历史真相。他感到这是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而且是无法复盘的棋。“百年谁覆烂柯棋”[49]“伤心难覆烂柯棋”[50]“一局棋枰还未定，百年世事欲如何”[51]，《诗集》中不乏这类感叹。1923年6月29日，寅恪先生正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母亲余淑人病逝于南京，一个月后长兄师曾又病逝，年只四十八岁。1925年，应清华国学研究院之聘（因母兄之丧请假一年，1926年7月始到校），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在他个人应是很荣耀的事情，但他并无欢娱，写于1927年春天的《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仍然牢愁百结：“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52]诗成不久，王国维就投昆明湖自杀了。隔年，即1929年，梁启超病死，国学研究院难以为继，只好关门。寅恪先生的《春日独游》诗“归去含凄自闭门”句，不料竟成谶语。又过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尽管1937年之前的清华园生活，在寅老是相对平静的，是他读书治学的佳期，和唐晓莹先生结缡就在此期，但未久卢沟桥事变，前面提到的抗战时期的乱离人生就开始了。好不容易盼到抗战胜利，寅恪先生的眼睛又失明了。[53]《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是寅恪多年以来少有的流露出喜悦之情的一首诗，但结尾两句“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54]，本来是“喜赋”，却又转成悲歌。
尽管如此，1945年抗战胜利毕竟使寅恪先生的精神情绪为之一畅。这是他生平写诗最多的一年，共33首[55]。别人“大脯三日”[56]，他卧病不能出去共庆，但已经有兴趣“自编平话”与小女儿相戏了。对日本人在东北导演的让溥仪当皇帝的闹剧，寅恪先生予以辛辣的嘲讽：“漫夸溯漠作神京，八宝楼台一夕倾。延祚岂能同大石，附庸真是类梁明。收场傀儡牵丝戏，贻祸文殊建国名。别有宣和遗老恨，辽金兴灭意难平。”[57]首句下面有注：“海藏楼诗有句云，‘欲回溯漠作神京’。”海藏楼诗的作者是郑孝胥，因此这首诗嘲讽的主要对象，是策划溥仪投降日本，后来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的郑孝胥，并揭破郑的野心在于希图借助外力，反对民国，恢复清朝。这是寅恪《诗集》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首诗。诗中直称郑孝胥为“遗老”。“辽金”自是暗指清朝。“兴灭”云云，当然说的是由后金发展而来的清朝的兴起与覆亡。在寅恪先生看来，海藏楼主人的作为不过是扮演日本人牵线的一个傀儡，他的“欲回溯漠作神京”的旧梦，像“八宝楼台”一样，“一夕”之间就倾倒了。
寅恪先生在这首诗里对郑孝胥企图恢复清朝的“遗老”旧梦，明显地持否定态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涉及寅恪《诗集》里那些反复咏叹的“兴亡”之感，到底该如何解释的问题。如果不是有直接批评郑孝胥这首诗，人们很容易心存疑问：已经进入民国，寅恪先生却不断地哀叹“兴亡”，莫非是留恋前朝，甚而希图恢复旧仪？何况他还有祖父和父亲那样的家庭背景，更容易令人加深置疑的理由。可是读了写于1945年的《漫夸》诗，我看疑问可以取消了。
然则寅恪先生的“兴亡”之感究竟缘何而发？
首先，在寅恪先生笔下，“兴亡”二字不仅是历史和政治的概念，主要是文化的概念。1927年王国维自沉，寅恪先生的《挽王静安先生》诗，有“文化神州丧一身”句，自是从文化的角度哀挽无疑。而《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文更强调中国文化具有“抽象理想之通性”[58]。特别是后来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明确提出：“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59]严驳所谓“殉清说”。王国维尚且如此，寅恪先生的兴亡之感当然不是为一朝一姓所发。不仅如此，对党派私见，寅恪先生也素所深恶，以此《诗集》中有“唯有义山超党见”[60]的句子。说来这也是义宁陈氏的家风。当年散原在回忆陈宝箴的治略时曾说过：“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61]此其一。
其二，我们不要忘记寅恪先生是历史学家，他的敏锐而深沉的兴亡感，恰恰是他的史学天才的表现。因为历史就是过程，发生发展的过程，兴衰寂灭的过程。不只政权的更迭和社会制度的变迁，连人事、物态都有自己的兴衰史。看不到兴亡，不懂兴亡，不辨兴亡，不具有历史学家的资格。其三，寅恪先生叹兴亡、辨兴亡，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即“审音知政关兴废”[62]，而不是充当一家一姓的历史辩护人的角色。
散原老人涉“兴亡”的诗句亦不在少数，兹作为案例特摘录几组如次：“我阅兴亡话耆旧，竞侪稷契歌唐虞”[63]，“倚栏眺茫茫，兴亡到胸臆”[64]，“兴亡阅石马，舜跖亦何有”[65]，“此物配人豪，应痛兴亡速”[66]，“兴亡不关人，狂痴欲成德”[67]，“死生兴亡无可语，唤人空落乳鸦声”[68]，“俯阅几兴亡，有碑忍卒读”[69]，“兴亡细事耳，人气延天命”[70]，“变乱散唐宫，历历兴亡史”[71]，“了却兴亡骆驰坐，好依双树养风烟”[72]，“此才颇系兴亡史，魂气留痕泣送春”[73]，“头白重来问兴废，江声绕尽九回肠”[74]，“树底茶瓯阅兴废，寄生枝又鹊巢成”。[75]散原这些诗句，可为其子的历史兴亡感作注。因此，清朝的覆亡固然引发了寅恪先生的兴亡之感，明亡清兴他也曾感慨万端，以至于在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以十年艰辛卓绝的努力，写出了专门探讨明清兴亡历史教训的巨著《柳如是别传》。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1948至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也引起了寅恪先生的兴亡感。写于1948年2月的《丁亥除夕作》有句：“兴亡总入连霄梦，衰废难胜饯岁觥。”[76]1949年的《青鸟》诗则说：“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77]如果不了解寅恪先生笔下的“兴亡”一词是一个文化——历史的概念，很容易把诗中的感叹误会为一种政治态度。但《诗集》中紧接《青鸟》一诗，是写于1949年夏天的《哀金元》，诗中对国民党政权垮台的原因作了富有说服力的阐述：“党家专政二十载，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虽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78]力申天下兴亡，系乎民意旨归。似乎并不认为这个政权的败亡是值得诧异之事，只不过觉得如此“亡”法儿（几百万大军如覆巢之卵）颇为少见，所以才有“如此兴亡得几回”之叹。
中国历史的特点，是王朝更迭频繁，而且每次王朝更迭都伴以社会动乱，经济遭受破坏，人民流离失所，统治集团的权力攘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劫难。知识分子、文化人首当其冲，寅恪先生于此感受尤深。1950年5月，他在写给吴宓的信里说：“吾辈之困苦，精神肉体两方面有加无已，自不待言矣。”[79]光是抗战时期书籍的损失，在寅恪先生个人已属浩劫。晚年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写道：
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来岭大时，我自己先来，将书籍寄存北京寡嫂及亲戚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不得已将所余书籍暂运上海托蒋天枢代管。卖书的钱陆续寄来贴补家用。[80]
对于以学术为托命根基的知识分子来说，书籍不啻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王国维1927年自沉前留下的只有一百一十六字的遗嘱，特标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吴是吴宓，陈即寅恪先生，这是王国维最信任的两位国学研究院同事。可以想见书籍的损失对寅恪先生的精神打击有多么沉重。《诗集》中一咏三叹的“劫灰遗恨话当时”[81]“劫终残帙幸余灰”[82]“灰烬文章暗自伤”[83]“劫灰满眼堪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84]，就中一定包含有丢失书籍的精神创痛。他向吴宓说的知识分子经历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困苦，在他个人，精神苦痛是最主要的亦最不堪忍受。
职是之故，寅恪先生诗作中流露出来的“兴亡”之感，实具有非常丰富的精神历史的内容。而他使用的“家国”概念，亦超越了单一的政治内涵。传统社会的一家一姓的王朝体系既不能与家国画等号，那么政权的更迭也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亡。说到这里，不妨用“以陈解陈”的方法，提供一条旁证。《柳如是别传》第五章释证钱牧斋《西湖杂咏》诗，因诗序中有“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语，寅恪先生考证出，牧斋此处是用《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之典，目的是“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85]。这里表现出寅恪先生对历史人物一贯所持的“了解之同情”的态度。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借《愚庵小集》作者朱鹤龄赞扬元裕之对于元朝，“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就不“反詈”，以之为例证，指摘钱牧斋降清以后仍“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86]对此，寅恪先生写道：
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祖之言，抑何可笑。回忆五六十年前，清廷公文，往往有“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之语。今读提要，又不胜桑海之感也。[87]
寅恪先生对四库“馆臣”的反驳非常有力量。意思是说，中国这块土地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并非为清朝统治者所专有；所种之稼穑，亦为全体人民所共享，而不应为清廷所独据。即使对清朝统治者有所微词，甚或“讪辞诋语”，也不牵及故国的“毛”和“土”的问题，因此与“天良”无涉。这一条旁证，足可帮助我们理解寅恪先生关于“家国”和国家概念的深层内涵。
那么以此我们可以说，陈寅恪先生写于1965年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昔日曾传班氏贤，如今沧海已桑田。伤心太液波翻句，回首甘陵党锢年。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开元鹤发凋零尽，谁补西京外戚篇。”[88]诗中以“家国旧情”和“兴亡遗恨”对举，完全可以视作《陈寅恪诗集》的主题曲。而“伤心太液波翻句”下有小注写道：“玉溪生诗悼文宗杨贤妃云：‘金舆不城返倾色，下苑犹翻太液波。’云起轩词‘闻说太液波翻’即用李句。”此注大可究诘。按历史上的太液池有三个：一是汉太液池，汉武帝建于建章宫北面；二是唐太液池，位置在长安大明宫内；三是清太液池，原来叫西华潭，也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和中南海。不管是哪一个大液池，都是用来喻指宫廷无疑。因此诗中“太液波翻”四个字的确切所指，则是宫廷的政治争斗。首句“甘陵党锢年”，指东汉的党锢之祸。李商隐（玉溪生）的诗，则说的是唐文宗时期以牛李党争为背景的“甘露之变”。云起轩即珍妃的老师文廷式，晚清清流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戊戌政变前就被慈禧赶出了宫。引证古典的目的，是为“今典”铺设背景。此诗作者寅恪先生的潜在题旨，无非是说1898年慈禧发动的戊戌政变，至今虽然已过去了一个多甲子，但想起当时那场株连不断的“党祸”，仍然感到“伤心”，因为自己家族的命运与之紧密相关，而百年中国的兴衰际遇亦由此而植下根蒂。所以这首七律的颔联“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就不仅是该诗的题眼，同时也可以视作陈寅恪全部诗作的主题曲了。
1993年6月写就初稿
2014年1月增补定稿
[1]陈寅恪《寒柳堂集》所附之《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2]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初版。此《诗集》包括寅老所撰之联语，笔者统计时未包括在内。又同一首诗前后歧出者，以一首计算。依此《诗集》共收诗为329首。
[3]陈寅恪：《赠吴雨僧》第三首：“围城玉貌还家恨，桴鼓金山报国心。孙盛阳秋存异本，辽东江左费搜寻。”《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4]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丛书”之四十五，第3页。
[5]唐晓莹：《避寇拾零》，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之附录，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87—295页。
[6]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7]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文集》卷五，《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46页。
[8]陈三立：《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散原精舍诗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46页。
[9]徐一士：《谈陈三立》，《一士类稿》，见《近代稗海》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
[10]徐一士：《谈陈三立》，《近代稗海》第2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