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王国维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四重疑案
中国现代学者对学术独立的追求，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寻找和建立文化托命的安立之基。不幸得很，这样一块理想的基地他们并没有找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学者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环境的原因。单就学术本身而言，我认为有四重疑案在妨碍着学者的主观认知。这些疑案在现代学术开辟人物比如王国维那里，本来已获得解决，但就学术思想的总体来看一直是论而未断、议而不决的大课题，尤其没有成为学界公认的学术思想潮流。而这些疑案能否破除有解，不仅关系到中国学术的独立问题，也关系到如何从理念层面完成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
一 学术是手段抑或目的
为了学术而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才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
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学术从来只是一种手段，没有人把学术当作目的来看待。所以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学术独立的传统。其实对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学术本身就应该成为目的。也就是，要为了学术而研究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这样才能保持学术的独立性。
王国维对此看得很清楚，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写道：“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又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2]他竭力反对把哲学、文学当作政治附庸的做法，认为哲学也好，文学也好，自有其独立价值。他说“彼等言政治则言政治已耳，而必欲渎哲学文学之神圣，此则大不可解者也。”[3]王氏此文写于1905年，正是他从叔本华转向康德时期。上述对哲学与美术独立价值的看法，不无康德审美超功利理论的影响。但强调学术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则是一种现代学术意识，对促进学术的发展甚具助力。
梁启超一生颠簸多变，但对于学问不曾一刻稍忽，越到晚年越能返躬自省，故尤多明通深识之论。1920年撰写《清代学术概论》，走笔至晚清一节，他不觉痛乎言之：“而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总根源，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方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之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什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4]谁都知道任公先生是晚清新学家的文化班头，他这样批评新学家，无疑把自己也包括在内了。
可见他对学术是目的而非手段这一真理性认知，持论多么坚决。
二 “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
中国传统上是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的，所以才认为学术是手段。
学者为学，究竟是否一定要求其有用，也是历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传统上是强调学术的实用性的，所以才认为学术是手段。其实学术的有用与无用，不是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王国维看得最辩证，他认为“凡学皆无用也，皆有用也”，理由是：“天下之事物，非由全不足以知曲，非致曲不足以知全。虽一物之解释，一事之决断，非深知宇宙人生之真相者，不能为也。而欲知宇宙人生者，虽宇宙中之一现象，历史上之一事实，亦未始无所贡献。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繁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5]如果一定要求学问有今天的用处、直接的用处、现实的用处，不用说人文学科，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满足此项要求。王国维慨叹道：“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6]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也曾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写道：
正统派所治之学，为有用耶？为无用耶？此甚难言。试持以与现代世界诸学科比较，则其大部分属于无用，此无可讳言也。虽然，有用无用云者，不过相对的名词。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此言乎以无用为有用也。循斯义也，则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无有用无用之可言。庄子称：“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洴澼絖。”此言乎为用不为用，存乎其人也。循斯义也，则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是故难言也。其实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7]
任公先生所论非常明通达辨，与王国维的看法相得益彰，可以说已经把学术的有用无用问题析论得至为透辟。但理论上获致解决，不等于实践中不发生纷扰。何况传统学术中的“经世致用”思想根深蒂固，早已影响了中国学术的整体面貌。
“经世致用”之说最早为清初学者顾炎武所力主，在矫正明代读书人空谈心性、以理学为禅学的学风方面，有切实作用。这本来是学术思想的嬗变之常：一则以虚，一则以实，风气消长，流转园圜。问题是宋明理学以及心学，未尝不讲究“致用”，只不过它强调的“用”是在内敛方面，先“正”其“心”，“诚”其“意”，尔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在为学和“治平”中间，添加了一个“正心”“诚意”的中间环节，不过稍事整顿，人们便认为宋明学者不重视“致用”，实乃大错。“经世致用”的思想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以贯之的，影响所及，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好，应该看作是华夏民族的一种思想文化传统。只是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一思想传统需要有所分解，有所转化，方能有利于现代学术的发展。盖“学”和“用”并非同时发生，有的时候常常是“积学不用”或者“近学”而“远用”。如果时时处处强调“学”必“致用”，“用”必“经世”，就是为学的实用主义态度，结果必将弱化学问本身。
梁启超说得好：“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8]可谓知学知用之论。
三 中学西学之争
王国维否认中西在学问上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认为“学无中西”。
中国现代学术是在西方学术思潮的冲击与刺激之下，传统学术发生蜕变而新生的产物，在流向上包涵着对传统的省察和对西学的回应两个方面。省察传统，不能不有世界的眼光；回应西学，亦不能不重新反思传统。因而一开始就有一个如何处置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
本来在传统学术发展过程中，涉及不同国度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碰到过这类关系问题，但并不成为必然的障碍，因为华夏文化的特点，向以强大的融化力著称于世，对外来思想初不以如何迎拒为意。显例是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一方面化作认知上的幽渺之思，另一方面易地嫁接，开出艺术与文学的灿烂花朵，直到后来演变为禅宗，完全变成本民族的宗教思想体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外思想接触史上的奇观。
但到了晚清，情况迥然不同。西方思想是伴随着“船坚炮利”狂风暴雨般袭来，中国作为受动的一方，对阵仓促，迎拒乏策，进退维谷，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南皮太保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因应西方文化冲击的一种主张。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这是一种文化防守主义，殊不利于学术本身的发展。可是谁曾想到，张氏提出的所谓中学西学问题，却成了近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论说不尽的话题，每到东西方文化涨消互动之时，就有人出来重新议论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