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
一
王国维，字静安，又字伯隅，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农历十月二十九（公历12月3日）出生于海宁州城之双仁巷自宅。先生先世籍河南开封，远祖王光祖《宋史》有传，因征御北方边族有功，被封为泾原河东定州路副总管。光祖子王禀，忠义勇武，战功卓著。《三朝北盟会编》记载：“王禀性质沈雄，智谋深静，便弓剑之习，负劲气于山西，贯韬钤之奇，走雄名于塞北，久率戎伍，夙著战功。”而靖康元年九月初三日，已被金兵围困二百多天的太原眼看就要陷落之时，王禀率部巷战，身被数十创，还到城里庙中背负太宗的塑像，与其子之全家跳汾河自尽。后高宗南渡，追封禀为安化郡王，赐谥“忠壮”[1]。这是王氏家族史上最辉煌的一幕。
明代中期以后，王氏家族开始中落。而此前在元代，已经成为“世为农商”的家庭。王禀之后凡三十四传，至先生父王乃誉。乃誉出生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商贾为事，而喜书画篆刻，书学米芾，画学董其昌，书画自成格调，为识者所重；乃誉淡名利，富收藏，以种竹养鱼为常课。先此，曾一度充任江苏溧阳县（今溧阳市）的幕僚，但四十岁以后便家居不再复出。[2]尝作《游目录》十卷，诗集二卷，藏未行世。静安出生时，恰值其父的而立之年，自身之兴趣爱好深受其父影响，如同异母弟王国华所说：“先兄一生淡名利，寡言笑，笃志坟典，一本天性，而弱冠内外，其有承于先君子者尤众。”[3]先生母凌氏，当其四岁尚不能完整记忆时亡故，后由祖姑母和叔祖母抚养；越五年，王乃誉续娶，则与继母生活在一起。先生对继母叶氏甚敬畏，即使与少年友人冶游聚会，也总是守时归家，不敢延宕致使继母失欢。先生之寡言忧郁之性格，实童年生活境遇所使然。
先生七岁入私塾就读，颇习诗文时艺。王乃誉家居后，以“课子自娱”，要求尤其严格，几易塾师，犹不惬意。但先生雅好诗词，十五岁已代父作挽诗。[4]十六岁参加岁试，以第二十一名入州学。购“前四史”在是年，称为“平生读书之始”[5]。翌年，赴杭州应乡试，不终场而归。[6]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野震惊，先生亦深为所动，遂开始向往新学。但由于家境贫寒，没有条件出国留学。其自述有云：“甲午之役，始知世尚有所谓新学者。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7]1896年夏天，先生开始担任城内一沈姓家之塾师。同年，与同邑出身商人家庭的莫氏女结婚。次年，再赴杭州应乡试，又不中。从此弃绝举业，绝意仕途。
当是时，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任主笔，大力鼓吹变法，是为维新派的重要舆论园地，也成为静安先生当时最喜爱的读物。他也曾将借得的刊有梁任公宏文的第四十五、四十六册《时务报》，呈献给父尊王乃誉观览，乃誉亦为之震撼。只要检阅一下1896年岁尾和1897年的《王乃誉日记》，就会发现这位一心望子成就的乃誉先生发生了何等变化。1896年岁杪的除夕过后，他在日记中全文抄录了《时务报》刊登的盛宣怀《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共九个半页的篇幅，五千余言；以及梁任公的《论学校》（所抄之部分为任公《学校总论》之《论幼学》），以大一些的漂亮俊逸的行书抄写[8]（乃誉先生的法书似非凡品），看后无法不令人动容。此时的王氏父子的思想应该已冥合在一处，则静安先生对维新变革的态度可以想知。与同乡张英甫等筹划创办海宁师范学堂之议也在是年，因款项无着未果，然先生之笃志于学及热心教育之抱负于此可见一斑。
二
1898年这一年是先生人生的转折点。新正伊始，就离别妻室，来到上海，到时务报馆担任书记及校对的职务。不过不是正式应聘，而是因供职于时务报馆的同乡举人许默斋返乡处理家中事务，暂作为代理，主要为校对、抄写之类，实际地位相当之低，收入亦至为菲薄。恰值罗振玉创办的日语专科学校东文学社于是年三月开学，王国维经报馆同意，每天下午前往学习三个小时，因得以结识罗振玉。从此先生一生之命运便与罗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罗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1866年生，比王国维长十二岁。早年致力于欧西新学的介绍，并热心教育，曾创办《农学报》，组织农学会；与张之洞关系密切，担任过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学堂总督。精于小学、金石、甲骨之学，是现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古文字、古器物学者。大内档案得以保存，罗氏与有功焉。[9]罗氏由于后来参与策划溥仪出京，任伪满洲国的“参议”和所谓“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使得当时后世颇遭疵议，但对其治甲骨文字和古器物、研究敦煌遗书等所做出的成绩，文史学界鲜有异词。罗、王相知，起因是王国维在东文学社一个同学的扇面上题写的一首《咏史》诗：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10]
罗氏看到大为激赏，叹为异才，于是着意扶植培养，虽考试成绩欠佳，也宁愿保留其学习机会，使之无后顾之忧。不久，《时务报》停办，先生则因治疗腿病返回海宁。
同年八月，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罹难。先生于此气愤之极，写信给许默斋说：“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11]本年底病愈后又来到上海，重新进入东文学社补习日文，同时奋力研习英文，间做庶务，直至1900年学社解散。学社教师有日人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氏，对先生为学均有影响。这是先生打开视界、努力掌握治学工具时期，为日后的学业拓展铺设了必要条件。
罗振玉1900年下半年应鄂都张之洞之邀总理湖北农务局，先生亦应邀于次年年初赴湖北则参与罗氏策划的农书译事。所译之日人的《日本地理志》，当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02年岁首，受罗之资助，先生东渡日本在东京物理学校学习数理。当时正值戊戌之后，维新党人云集东瀛，王国维以为并非吉兆。他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说：“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物，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12]其担心疑惧之情跃然纸上。后因脚气病发作，同年夏天回国，滞留上海，住罗振玉家中，并协助罗编辑《教育世界》杂志。从藤田丰八学习英文，应在此时。同年秋，应教育家张謇之聘任教于南通师范学校。这时罗振玉已开始注意甲骨文字的研究，刘鹗著录的《铁云藏龟》就是罗氏协助校印的，并为之撰写序言。王国维接触甲骨文，也是在这个时候。但他此时的主要兴趣在哲学、教育和诗词创作。
日人狩野直喜知中国学人中有先生者，即在此时。狩野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时写道：“我初闻王君之名，时间甚早，大概是明治三十四年左右，我在中国上海留学的时候。当时我的友人之一藤田丰八博士，正在罗叔言君所主办的东文学社教授日文，博士告诉我，他所教的学生某君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瞩望。当时中国青年有志于新学的，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而想尝试研究西洋哲学者却极罕见。藤田博士极赏识该生，说了许多夸奖他的话，但是我始终没有与之见面，此某君即后来鼎鼎大名的王静安先生。”[13]1904年，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校，也曾聘请先生任教职。
三
罗振玉于1901年在武昌创刊的《教育世界》，是专门译介世界各国教育规章制度及学说的刊物，其中介绍日本教育规制的文章最为集中，印行在上海，开始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王国维为实际主编，对原来的宗旨也有所更易，增加了本社自撰部分，包括论说、学制、训练、传记、小说、国内外学界动态等，都予以刊载。托尔斯泰的小说《枕戈记》，即由王国维从日文移译发表在《教育世界》上。[14]他的许多重要的哲学和美学文字，如《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论哲学家美术家之天职》《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释理》《论性》《周秦诸子之名学》《红楼梦评论》《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等，都发表于此刊。这是王氏建构自己学术大厦的一块重要园地。《静安文集》也是由《教育世界》社刊行的。此一时期，先生一方面大面积地介绍西方的思想和著作，另一方面以西方哲学、美学思想来诠释中国的古典，包括阐释义理之学和解析古典文学名著，也做出了成功的实验。所以，这是王国维生平学术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也就是醉心于哲学、美学等欧西新学的时期。
先生自己称这一时期为“独学时代”。他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藉者也。”[15]这是写于1907年的《静安文集》自序中的话，向读者交代他研究欧西学术思想的过程。
同时，他的学术性情的另一方面，即诗词创作，也得到了尽情地发挥。1903年至1905年三年间，所写之诗作就有近四十首，词作三十多阕。[16]1903年写的《书古书中故纸》：“昨夜书中得故纸，今朝随意写新诗。长捐箧底终无恙，比入怀中便足奇。黯淡谁能知汝恨，沾涂亦自笑余痴。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同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新秋一夜蚊如市，唤起劳人使自思。试问何乡堪著我，欲求大道况多歧。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欲语此怀谁与共，鼾声四起斗离离。”都堪称随意挥洒，清新可诵而又意趣盎然之作。以及写于次年的颇受钱锺书先生称赏的《晓步》：“兴来随意步南阡，夹道垂杨相带妍。万木沉酣新雨后，百昌苏醒晓风前。四时可爱惟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我与野鸥申后约，不辞旦旦冒寒烟。”[17]还有寄怀之作《欲觅》：“欲觅吾心已自难，更从何处把心安。诗缘病辍弥无赖，忧与生来讵有端。起看月中霜万瓦，卧闻风里竹千竿。沧浪亭北君迁树，何限栖鸦噪暮寒。”充满了哲理和忧思。至于此时所作之词，更是达到一个峰巅期。仅1905年一年，就创作22阕各类词作，而1906年一年之中，更有30阕之多。其中不乏“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18]的绝妙好词。如写于1905年的《浣溪沙》：“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明白如话而又格高意远。尤其“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两句，不失为古今词人之独出的秀句，既含意象多重，又有哲理存焉。王著《人间词话》所称道的“有性情，有境界”“不失其赤子之心”之词人标格，我们从静安的词作中不难品味出来。
王国维自己对此一时期的词作也自视甚高。当一年后集所填词成《人间词甲稿》之时，托名樊志厚者为之序，称“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沉，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旨远，意决而词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19]。翌年，成《人间词乙稿》，也是托名樊志厚撰写序言，认为静安之词做到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这些自评是否确当自可仁智互见，但如果是真正的词的爱好者，能静下心来，结合王的身世阅历和他的美学思想，细读慢斟，反复味之，当不难体会王之自评虽不一定语语中的，然亦不远矣。《乙稿》序并标出“意境”这个概念，提出：“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20]“境界说”是先生美学上的一大发明，嗣后所撰之《人间词话》，对境界理论发挥更为详尽。
但人生之困扰也随之而生。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的自序二中写道：“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21]深入地涉猎、介绍、研究西方哲学所达到的进境，诗词创作所取得的意外成就，反而令他矛盾重重，增加精神苦痛。这在一般人是不可思的，然在先生却是顺理成章必然如此的精神历程。盖先生之学问，每一时期都是与自己的生命处境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矛盾，不如说是生命存在形态的矛盾更为确当。作为诗人哲学家的个性特色，这一时期表现得异常突显。
四
1905年农历八月，清廷认可袁世凯和赵尔巽联衔奏请的废止科举议案，决定自第二年开始所有乡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也一并停止。同年12月，决定设立学部，统筹全国的学堂教育。此义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就提出来过，经过七年的曲折终于实现。废科举和设学部这两大晚清文教变革的大举措，都直接与王国维的人生际遇相关。
新设立的学部尚书为荣庆，其人与罗振玉有旧，很快就于1906年年初奏调罗入学部为参事，王国维与罗北上同行，并住在罗振玉家中。可是当年七月，先生父尊王乃誉病逝，于是又归里料理父丧，并作《先太学君行状》。丁忧守制期间，乡先生尝推举先生为本乡学务总董，谢不就，提出：“吾浙一省尚无完全之师范学校，其高等学堂附属之师范简易科卒业者，学术卤莽，教授拙劣，断不足以胜教员之任。”又说：“就地方教育情形，非学部统筹全局，立其根本，则虽圣贤豪杰亦无以善其后，况不才如某者乎。且某尚欲研究学问，又将有四方之役，未能以身委诸一邑之公益也。”[22]此可见先生对晚清教育现状的体认别具卓识。其中，刊载于1906年出版的《教育世界》第13期上的《去毒篇》一文，尤值得我们注意。当时社会有识之士对鸦片之为害无不深恶痛绝，但怎样才能彻底根除？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写道：
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即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流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最需要者也。[23]
他甚至还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治之不可”，把情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内容之一，这是王氏的特见，应看到这是切合我国国情的非常重要的教育思想。
第二年，经罗振玉引见，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庆，受到赏识，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同时担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之职。1907年9月，清廷谕令已经入职军机的张之洞管理学部。但南皮雅不情愿任该职，多次辞却，反复谕诏，才不得已北上京师。然未及一载，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和慈禧先后辞世，清朝的命运已接近终局。而第二年即1909年的10月，张之洞就溘然而逝了，终年七十三岁。王国维写给张之洞的长信《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就在此前后。信中提出，经学科大学和文学科大学的课程设置有经学而没有哲学，是根本性的错误。盖先生在沉醉于欧西哲学、美学的同时，对东西教育思想也做了深入的研究，《教育世界》上曾发表多篇他探讨教育问题的文章可作为证明。
他的指陈辜鸿铭翻译错误的《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也是这一年所写，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年后《学衡》重刊此文，他所做的一番说明：“此文作于光绪丙午，曾登载于上海《教育世界》杂志。此志当日不行于世，故鲜知之者。越二十年乙丑夏日，检理旧箧始得之。《学衡》杂志编者请转载，因复览一过。此文对辜君批评颇酷，少年习气，殊堪自哂。案辜君雄文卓识，世间久有定论，此文所指摘者，不过其一二小疵，读者若以此而抹杀辜君，则不独非鄙人今日之意，亦非二十年前作此文之旨也。”[24]从中可以看出先生学术思想的变迁，以及他的足以启导后世的自省精神。
静安先生任职学部的时间是在1907年春天。恰好同年5月法人伯希和氏运敦煌写本经卷过京师，他有机缘和罗振玉一起前往观看，并将其中一些作了过录，因而结识了伯氏这位日后对他的学术甚有影响的著名汉学家。7月，原配莫氏病故；阴历年底，继母叶老太太亦辞世。先生两返海宁，料理丧事。家庭屡遭不幸，对先生之精神打击也大矣。1908年3月，续娶莫氏之表甥女潘氏为继室。4月，携眷北上，仍任职学部，寓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1909年，兼任学部名词馆协修，严复为总纂。
这一时期，先生之学已由哲学和美学转向文学和戏曲研究。京师人文荟萃，图书条件便利，词曲等古籍善本年来先生多有所得，从而引发新的学术兴趣。《曲录》《优语录》《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古剧脚色考》《录鬼簿校注》，以及《清真先生遗事》等词曲著作，均成于此一时期。这一时期的另一大著述是《人间词话》。在总结自己诗词创作经验基础上，以新观念接通古人，诠释境界说的多重意涵，成独家之诗学体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静安先生说这是“古今成大事业者、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25]。则其论诗论词，学问之门径修养固未肯稍忘，实亦包含己身为学进路的深切体会。《人间词话》最初连载于《国粹学报》，是为上卷；下卷系门人赵万里整理，发表于十九卷三号之《小说月报》，已经是先生逝世之后了。
罗振玉1911年创办《国学丛刊》，先生为之序，写道：“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26]罗振玉为《国学丛刊》所作之序，也是出自先生之手，叙古往今来学术衍变，言简意赅，独具手眼。
五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之后，罗振玉避地东瀛，先生亦随之前往，同寓于日本京都附近的吉田山下之田中村。罗振玉的丰富的收藏也运往日本，寄存在日本京都大学。先生则每天协助罗氏整理藏书、编写书目，因而得以尽阅“大云书库”所藏之古籍、古彝器及各种古器物的拓本。
这时先生的学问兴趣，开始仍在中国戏曲的研究与考证，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宋元戏曲考》即撰成于此时。该书最后之完稿时间应在1913年的年初，其所撰自序写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讬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乃成《曲录》六卷、《戏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脚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从事既久，续有所得，颇觉昔人之说与自己之书罅漏日多，而手所疏记与心所领会者，亦日有增益。壬子岁暮，旅居多暇，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27]此书学术上之开辟意义静安先生本人阐述甚明。诚如梁启超所说：“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则静安当为不祧祖矣。”[28]
但到日本以后，没有多久，由于受罗振玉氏的影响和启发，先生之治学方向即转向经、史、小学的考证与研究，而对自己以往的哲学和美学研究，则弃之如敝屣。即戏曲与文学的研究也基本停顿下来。据罗振玉回忆，他劝王专门研究国学，并从小学和训诂方面培养根基，曾说过下面的话：“方今世论益歧，三千年之教泽不绝如线，非矫枉不能返经。士生今日，万事无可为，欲拯此横流，舍返经信古未由也。公年方壮，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后，期与子共勉之。公闻而悚然，自怼以前所学未醇，乃取行箧《静安文集》百余册，悉摧烧之，欲北面称弟子。予以东原（戴震）之于茂堂（段玉裁）者谢之。其迁善徙义之勇如此。”[29]罗氏的话，有人以为不尽确实，认为王未必烧书。其实以王国维的性情论，尽弃前学，完全可能。
日人狩野直喜在回忆王在日本的印象时也说过：“从来京都时开始，王君在学问上的倾向，似有所改变。这是说，王君似乎想更新中国经学的研究，有志于创立新见解。例如在谈话中，我提到西洋哲学，王君总是苦笑着说，他不懂西洋哲学。”[30]透露出决心改变学术路向的信息。而1913和1914这两年，先生全身心致力于古文字和古史研究的沉迷状况，我们从他写给缪荃孙的信里可以获知大体轮廓。一则曰：“今年发温经之兴，将《三礼注疏》圈点一过。阮校尚称详密，而误处尚属不少，有显然谬误而不赞一辞者，有引极平常之书而不一参校者，臧、洪诸君非不通礼学，而疏漏如是。此系私家著述，犹不免是病，无怪官书之不能善也。”[31]二则曰：“比年以来拟专治三代之学，因先治古文字，遂览宋人及国朝诸家之说。此事自宋迄近数十年无甚进步，《积古》于此事有筚路蓝缕之功，然甚疏陋，亦不能鉴别真伪。《筠清》出龚定庵手，尤为荒谬。许印林称切实，亦无甚发明。最后得吴清卿乃为独绝，惜为一官所累，未能竟其学。然此数十年来，学问家之聪明才气未有大于彼者，不当以学之成否、著书之多寡论也。”[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