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身世”
万里乾坤孤注尽，百年身世短炊醒。25
万里乾坤空莽**，百年身世任蹉跎。30
山河已入宜春槛，身世真同失水船。63
身世盲翁鼓。文章浪子书。98
文章岂入龚开录，身世翻同范蠡船。116
山河来去移春槛，身世存亡下濑船。120
石火乾坤重换劫，剑炊身世更伤神。122
年来身世两茫茫，衣狗浮云变白苍。129
丁、“乱离”
莫写浣花秦妇障，广明离乱更年年。19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21
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26
人心已渐忘离乱，天意真难见太平。33
**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33
女痴妻病自堪怜，况更流离历岁年。39
临老三回值乱离，蔡威泪尽血犹垂。55
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61
七载流离目愈昏，当时微愿了无存。69
《诗集》中寅恪先生诗作部分只有130页，共329首诗，“兴亡”“家国”“身世”“乱离”四组词语凡四十六见，重复率如此之高，超乎想象。而且这些词语大都居于诗眼位置，反复咏叹，一往情深，实具有接通题旨的意义。就中缘由、委曲安在？兹可以断言：这四组词语背后，一定有寅恪先生内心深处幽忧牢结不得摆脱的什么“情结”，以至于昼思夜想，萦回不散，吟咏之间总要自觉不自觉地流露于笔端。
那么埋藏在寅恪先生心底的“情结”究竟是什么呢？
“乱离”之悲比较容易理解。寅恪先生于1890年农历五月十七日出生于湖南长沙，正值近代中国大故迭起，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时期。特别是中岁以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人占领北京，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南迁，寅恪先生挈妻携女，下天津、奔青岛、至济南、转郑州、经长沙、绕桂林、过梧州、抵香港，一路上颠沛流离，饱尝了逃难的苦痛。唐晓莹先生写有《避寇拾零》一文[5]，记此次逃难的前后经过甚详。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寅恪先生又从香港往内地逃。好不容易盼到1945年抗战胜利，以为可以安立讲堂了，谁知国共两党内战又起，结果1948年12月再一次离京南逃。所以寅恪先生才有“临老三回值乱离”的感叹。包括1950年6月发表于《岭南学报》上的《秦妇吟校笺旧稿补正》，虽是严格的学术考证之作，通过避难秦妇由长安逃往洛阳一路所闻所见，对自己的乱离之思亦有所寄托。寅恪先生并且援引《北梦琐言》“李氏女条”，认为该条所记的唐末“李将军女”因避乱而失身，是“当日避难妇女普遍遭遇，匪独限于李氏女一人也”[6]。因此完全可以说，寅恪先生在诗中发抒的乱离之悲，也不专属于先生一人，而是当时特定时代的共同感叹。
至于“身世”“家国”“兴亡”这三组题旨语词所包含的内容，释证起来则需要稍多一些的笔墨。笔者因近年涉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颇读寅恪先生之书，因而对先生的身世微有所知。现在一提起陈寅恪的名字，国内外学术界几乎无人不晓。可是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尊陈三立，在晚清及近代中国实享有更高的知名度。陈宝箴字右铭，籍江西义宁州（民国以后改为修水），为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举人，六年后，即1856年，会试不第，留京师三年，得交四方才俊之士。当时恰值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右铭先生遥见火光，在酒楼捶案痛哭，四座为之震惊[7]。其吏能、治才、识见、心胸，为曾国藩、沈葆桢、席宝田等铭公钜卿所推重，曾国藩尝许其为“海内奇士”[8]。但陈宝箴负气节，秉直道，仕途并不顺畅。直到1890年，当他六十岁的时候，经湖南巡抚王文韶力荐，清廷授右铭以湖北按察使之职，不久又署理布政使。这一年，也就是寅恪先生出生那一年。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开始主持领导湖南新政，走在全国改革潮流的最前面。
而陈三立，是清末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另三位是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四公子”中，陈三立以生性淡泊、识见过人和诗学成就为世人瞩目。他于光绪八年即1882年考中举人，又于光绪十二年即1886年会试中式，此时他三十六岁。但未经殿试，还不能算作正式进士。至1889年（己丑）才正式成为进士，受命在吏部行走。《一士类稿》记载一则陈三立初到吏部所遭遇的故事：
时有吏部书吏某冠服来贺，散原误以为缙绅一流，以宾礼接见，书吏亦昂然自居于敌体。继知其为部胥，乃大怒，厉声挥之出。书吏惭沮而去，犹以“不得庶常，何必怪我”为言，盖强颜自饰之词。散原岂以未入翰林而迁怒乎？[9]
陈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一士类稿》的作者徐一士写道：“部吏弄权，势成积重，吏部尤甚。兹竟贸然与本部司员抗礼，实大悖体制。散原折其僭妄，弗予假借，亦颇见风骨。”[10]不知是不是与这次误会有关系，不久陈三立便引去，长期侍亲任所，从此再未接受任何官职。
1895年值中国甲午战败，士论汹涌，中国社会到处一片变革之风。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不变革，中国便没有出路。就中尤以陈宝箴、陈三立父子最能身体力行。张之洞以提倡新学闻名于世，当时督理湖广，湖北新政亦甚见成效，但最见实绩的还是湖南新政。为了董吏治、辟利源、开民智、变士习，湖南先有矿物局、官钱局、铸洋圆局之设，后有湘报馆、算学堂，武备学堂、南学会、保卫局和课吏馆的开办。特别是设在长沙的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主讲，各方面人才奔竞而至，实际上成了培养改革派人才的一所学校。但义宁父子是稳健的改革者，主张渐变，反对过激行动，尤其与康有为的思想异其趣，而与郭高焘相契善。他们希望稳健多识的张之洞出面主持全国的改革。所以然者，由于明了能否把改革推向全国，关键在握有实权的西太后的态度，没有慈禧的首肯，什么改革也办不成。应该说，这是义宁父子的深识。
但这边筹划未定，那边康有为已经说动光绪皇帝上演颁定国是诏的大戏，立即将慈禧与光绪母子的政争引向激化，遂有戊戌政变发生。于是通缉康、梁，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章京和康广仁、杨深秀，史称“戊戌六君子”。刚刚起步的改革，竟以流血惨剧告终。而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也因推行改革获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陈宝箴的罪名是“滥保匪人”，因“六君子”中，谭嗣同来自湖南，而刘光第、杨锐都是陈宝箴所保荐。陈三立的罪名是“招引奸邪”，盖由于聘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系散原的主张。以是，义宁父子实难辞其“咎”了。不过我真佩服慈禧的情报，她对散原所起的为改革网罗人才的作用何以掌握得如此清楚？也有的说，先时已决定赐死义宁父子，后经荣禄等保奏，方改为永不叙用。不管是哪种情况，革职后迁居江西南昌的陈氏父子，实际上处于被圈禁的状态，应无问题。而且在戊戌政变一年多以后，即1900年的6月26日，右铭先生突然逝去，享年七十整。而死因，如今有充分的材料证明，极有可能是被慈禧派专员赴南昌西山赐死[11]。当时陈三立四十八岁，寅恪十一岁，寅恪长兄陈衡恪师曾二十四岁。
1898至1900这两年，对陈寅恪的家族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年份。1898年新正，散原先生的母亲过世。10月，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免归南昌。这之前散原的一个堂姊竟然昼夜痛哭而死。隔年即为宝箴逝。宝箴逝前一个月，陈师曾的妻子、年仅二十五岁的范孝嫦（清末名诗人范肯堂之女）亦逝。而在由湖南扶母柩赴南昌的前后过程中，散原两次卧病，第二次险些病死。可见戊戌惨剧给义宁陈氏一家带来的打击是何等沉重，真不啻浩天之劫。国家政局在戊戌政变后更是不可收拾。1900年有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两宫皇太后因此仓促出逃。陈氏一家的“家国”陷入巨变奇劫之中。吴宗慈的《陈三立传略》于此写道：“先生既罢官，侍父归南昌，筑室西山下以居，益切忧时爱国之心，往往深夜孤灯，父子相对唏嘘，不能自已。越一年，先生移家江宁，右铭中承暂留西山崝庐，旋以微疾逝。先生于此，家国之痛益深矣！”[12]
我们不妨看看陈三立为纪念尊人所撰写的《崝庐记》，几乎是泣血陈词：
呜呼！孰意天重罚其孤，不使吾父得少延旦暮之乐。葬母仅岁余，又继葬吾父于是邪。而崝庐者，盖遂永永为不肖子烦冤茹憾、呼天泣血之所矣。尝登楼迹吾父坐卧凭眺处，耸而向者，山邪？演迤而逝者，陂邪？畴邪？缭而幻者，烟云邪？草树之深，以蔚邪？牛之眠者、斗者邪？犬之吠、鸡之鸣、鹊鸱群雉之噪而啄、呴而飞邪？惨然满目，凄然满听，长号而下。已而沉冥以思，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岛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恸彼，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其在《诗》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又曰：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曰：凡今之人，胡僭莫惩。然则不肖子即欲朝歌暮哭，憔悴枯槁，褐衣老死于兹庐，以与吾父母魂魄相依，其可得哉？其可得哉？庐后楹阶下植二稚桂，今差与檐齐。二鹤死其一，吾父埋之庐前寻丈许，亲题碣曰“鹤冢”。旁为长沙人陈玉田冢，陈盖从营吾母墓工有劳，病终崝庐云。[13]
既奠祭尊人，又忧伤国事，“家国”之情融合为一，令人痛心裂肺，不忍卒读。特别是他们父子的改革宏图中途夭折，更使散原有攀天无梯、斫地无声之感。他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写道：
盖府君虽勇于任事，义不反顾，不择毁誉祸福，然观理审，而虑患深，务在救过持平，安生人之情，以消弭天下之患气。尝称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造端图大，自任怨始。要以止至善为归，自然之势也。”论者谓府君之于湖南，使得稍假岁月，势完志通，事立效著，徐当自定时，即有老学拘生、怨家仇人，且无所置喙。而今为何世也？俯仰之间，君父家国，无可复问。此尤不孝所攀天斫地、椎心泣血者也。[14]
散原的“家国”之情、“家国”之痛如此深挚，岂能不感染正值少年时期的陈寅恪先生？如果当时的改革能够按照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缓进渐变，不发生康有为等人的过激行动，清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后来陈三立为陈夔龙（前直隶总督，号庸庵尚书）的奏议写序，进一步申明他的渐变主张，写道：“窃惟国家兴废存亡之数，有其渐焉，非一朝夕之故也。有其几焉，谨而持之，审慎而操纵之，犹可转危为安，消祸萌而维国是也。”[15]也就是本着“守国使不乱之旨”。这个思想来源于郭嵩焘。陈三立说：“往者三立从湘阴郭筠仙侍郎游，侍郎以为中国侈行新政，尚非其人，非其时。辄引青城道人所称‘为国致太平与养生求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当守国使不乱，以待奇才之出，卫生使不夭，以须异人之至’，郑重低徊以寄其意。侍郎，世所目为通中外之略者也，其所守如此。”[16]可是历史没有按照郭嵩焘、陈宝箴、陈三立的预设发展，相反走了一条从激进到激进的路，致使百年中国，内忧外患，变乱无穷。
当然历史是已发生之事实，站在后来者的角度，只能总结历史经验，却无法让时光倒流，重走一遍。但事变的当事人不同，痛定思痛，愈觉自己主张正确可行，甚至有所怨尤，是可以理解的。何况渐变的主张常常两面受敌：旧势力固然视其为代表新派，激进者则目为保守，不屑与之为伍。散原老人的处境正是如此。戊戌政变后，有轻薄者写了一副对联：
徐氏父子，陈氏父子，陈陈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