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篇《送陈右铭赴任河北道序》之外，郭嵩焘还写了《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五言古风三首，其第一首有句：“朝野艰虞际，真嗟学术疏。深望才数出，事急愿非虚。磊落廷臣荐，飞腾使者车。”第三首写道：“君才勘国计，我老谢朝簪。敛迹悠悠世，伤时寸寸心。云山梁苑古，风雨楚江深。更有依迟意，高原鹤在阴。”[55]可看出情意深切，而非泛泛之作。第三首末句并且有注：“兼谓公子伯严。”说明对陈三立的才识，郭嵩焘也很早就欣赏且视之为忘年之友了。不仅如此，当陈宝箴就任湖北按察使时，郭嵩焘还写过另外一篇《送陈右铭廉访序》，历数陈宝箴的经历和业绩，为国家惜才，期以大用。郭公说，像陈宝箴这样的“志节声名，人望所归”的高才志士，其用与不用、遇与不遇，足以牵动天下之人。“艰难盘错，应机立断，独喜自负”，是郭公对右铭的十二字评。篇末则云：“今天子亲政，稍用疆臣之言，征求有名绩者，将加以简畀，而廉访首鹰是选，庶冀朝廷遂及时用之，俾其蕴蓄得一发摅，必有以济时之艰危而使生人受其福。夫豪杰伟人，乘国家危惫之日，以功业著，此必待其功之成而始见也。”[56]这种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心胸和彼此之间的互相期许的情谊，求诸晚清胜流，应属有见而不多之例。“天子亲政”指光绪十四年，为光绪帝亲政之年。次年王文韶复官湖南巡抚，保荐陈宝箴，得以补授湖北按察使，故郭嵩焘以廉访称右铭从而送之。
陈寅恪非常重视乃祖乃父与郭嵩焘的知遇和交谊，他在1945年写的《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中，曾郑重提起这段往事，写道：“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第。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国贼，群欲得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57]这是说，陈宝箴和陈三立的变法思想和郭嵩焘同属一脉，其渊源为曾国藩等“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而与康有为的激进变革判然有别。因此在寅恪先生的记忆中，郭嵩焘实是自己先人与之交谊的极重要的人物，如前所引，其晚年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里对此事续有辨析，限于题旨此不赘。
三 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
陈宝箴以举人而非进士出身，且并非高门，能够跻身于晚清胜流之列，在仕途上最终取得成功，主要靠的是他个人的流品与才干。而流品与才干得之于学养和素修，同时也得之于义宁陈氏的家学传统。
陈宝箴的先世为福建人，曾祖鲲池始迁入江西义宁州。父亲陈琢如，六七岁时已能知晓儒学基本经典的大旨，端庄寡言，有成人之风。长大之后，接触到王阳明的著作，一见而如有夙契，感慨说道：“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惟阳明氏有发聋振聩之功。”[58]从此知行尽去功名利达之见，决心与古贤为伍，“抗心古贤者，追而蹑之”，不走为官为宦的道路，只以孝友尊亲、德化乡里为事。可见王学对陈寅恪的曾祖父的影响有多大。陈琢如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因此遍读医书，究心医术，成为远近知名的能医之人。尝说：“无功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59]
在琢如公的影响下，陈宝箴、陈三立后来也都通中医之学。前面笔者已略及陈宝箴给郭嵩焘瞧病诊脉的事例，郭嵩焘甚至认为右铭的脉理比其他专业医生还要高明。尽管陈寅恪所受西方教育多，也许包括自己的某些经验，不相信中医，但对自己家族的中医学传统，仍非常重视。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章就是“吾家先世中医之学”，遍举曾祖陈琢如、祖父陈宝箴精通医术的证据，而有“中医之学乃吾家学”的结论[60]。因此探究义宁之学的渊源与传统，一是要注意其导源于王学的尽去功名利达之见的学术精神，二是不能忽略陈氏一族所擅长的中医之学。中医的目的是疗救民间的病痛，在传统社会属于下行之学，与王学有精神脉理上的一致性。这样我们便可以理解，曾国藩说的“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谕导，何以对右铭能够终生发用。
说来绝非巧合，陈宝箴对兴教办学的重视，也是毕生一以贯之。同治三年（1864年）右铭三十三岁，所作《上沈中丞书》，有一节专论“明学术”和“育人才”的问题。他说：“某历观古大儒筮仕之邦，莫不以明教化、兴学校为己任。”针对长期以来八股取士的“科制之弊”，陈宝箴提出：“其可以就成法之中，富化裁之意者，莫如书院一事。”而书院之兴，首在慎择合格的山长。右铭认为，书院山长应该敦聘“乡先达之品学德望可为多士楷模者”，可以成为“士子趋向之的”。如果反是，尽以科目、官爵为重，而不管是不是能“造士”，就和官场习惯没有区别了。[62]沈中丞即沈葆桢，当时的江西巡抚。
后来右铭进入仕途，任河北道，很快就创办了“致用精舍”（也称河北精舍或治经书院），聘通儒担任教职，使河北道治下的社会文教风气为之一变。他更加系统地完善了自己的“造士”学说，所撰写的《致用精舍记》写道：“世之治乱视人才，人才之盛衰，存乎造士。”至于如何造士？他说无非“上之人有以教，下之人有以学”。学之原始，在于致知，致知在致用。故“学之为用，实为世运人才升降之原”。圣人“修六经”，可“为万世师”。“由训诂以求义理，而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圣人复兴”，无逾此途。亦即“渊乎其识，足以烛理，沛乎其气，足以干事”。但也不是“汲汲于求用”，只是致用的工具知识和条件准备，“不可一日不讲”。[63]《致用精舍学规》之初拟或另有其人[64]，但最后必经右铭删订改润定稿，应无疑问。故《学规》明确提出“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词章考据为文采”的主张，认为即使号称学问兴盛的乾嘉之际，“数十百年间，考据词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缈焉寡闻”。而在谈到“晚近之人才”的时候，至有“词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65]的说法。此可见右铭是完全承继了乃父陈琢如的学问精神，对已流为士风习气的学弊的批评异常严厉，毋宁说这也是他汲汲于兴学易俗的动力源泉。
这里需要辨明，义宁之学的思想旨归系来自王学，这有陈琢如对王学的共鸣心折可证。王学之于义宁，可以说是家传夙契之学，不只陈琢如一代，其于宝箴，其于三立，王学的影响，均昭然可睹。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会试京师，陈宝箴与易佩绅、罗亨奎交游之时，右铭就在《答易笏山书》里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态度。他说：
窃谓朱子教人为学，次第节目，至精至详，何有支离之病？但宗朱子者，务以攻陆、王为事，往往矫枉过甚，反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故末流之失，稍涉支离者，亦有之矣。即阳明之学，亦何尝以空寂为宗？以其攻朱学末流之失，语意不免偏重。而为阳明之学者，又不深究其本末，而徒以附会宗旨为事，且并阳明之意而失之，何有于朱子也？[68]
朱子之学是否“支离”和阳明之学是否“空寂”，历来是学者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因由，并不只是缘于朱子和阳明的学问本体，有时还有时代环境和思想潮流影响其间。有清一代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朱子的地位如日中天，阳明学不时成为攻讦的对象。故陈宝箴虽将朱子和阳明并列，辨其“支离”不是朱子学问本身的问题，而是“宗朱子者”不遗余力地攻阳明，“矫枉过甚”，以致“专求之于言，不求诸心”，结果自身陷入了“支离”。同样，阳明学并非“空寂”，而是由于学阳明学的人“攻朱学末流之失”，致使阳明的本意一并“失之”。叙论的态度似乎不偏不倚，但置诸清代的扬朱抑王的背景，可以肯定，陈宝箴在此信中主要是替王阳明说话，应无问题。
陈宝箴在信中并进而为王阳明的致良知说施辩，认为阳明之为教，意在避免“学者支离琐碎，反蹈务外遗内、舍本求末之病”，而“非教人耽空守寂，如佛氏之为也”。此又将阳明学与佛氏混同的俗见予以澄清。接着又阐明，朱子的“穷理”和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成正修齐之实功”，阳明所论说的“宗旨”，完全是为了“务正”。如果发生“偏重”，那是理解者的问题，而不是王阳明本身的问题。毋庸说，其为阳明学的辩护是准确而有力量的。通过这篇早期的《答易笏山书》，我们大体能够看出，陈宝箴的学术主张明显倾向于王学。当然还不止于此，下面再看另外的例证。
右铭猛烈批评“末俗”的学风和后来书院之敝：“不求其本而骛其末，只习八股、试律、小楷，以为取爵禄之具。”结果流于自私自利，患得患失，甚至无所不至。而“所读圣经贤传，不过聊供举业词藻之资”而已。志行、操守、才具之士，当然是有的，但都是由于“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使得有别于“庸众”，因为阅历和经验也是学问。然而毕竟没有经过“学问思辨之功、践履之实”，致使根底未厚，“辩晰未精，持守未定，其所成就，终属有限”，无法“与古昔名贤并驾”。即使“天生美质”，也未免“为俗学所困”，“不克大成”。所以“末俗之士，大抵失学者多”。右铭面对河北精舍的学子，提出国家需要造就什么样的士的问题：“当以君子自待乎，抑人小乎？当以忠臣孝子自待乎，抑罪臣悖子乎？当碌碌以苟富贵乎，抑兢兢以励名节乎？当稍求自别于庸众乎，抑蕲至于古之名儒名臣以无忝所生乎？”他说，只有“如此细细推勘、刻刻提撕”，才能“志气奋发，一切流俗龌龊富贵利达之见，自然渐渐消沮”。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了乃父陈琢如的影子。
怎样改变这种“末俗”学风而“不为俗学所误”呢？陈宝箴提出了自己积半生经验的痛切疗方：“吃紧在一‘耻’字”，“耻则奋，奋则忧，有终身之忧，即有终身之耻”，“凡人稍异流俗，遽自骄矜，皆可谓之无耻”。故曰：“知耻近乎勇。”陈宝箴说：“好学力行，皆赖此始，为入德之门。先辈有言：‘不让今人，便是无量；甘让古人，便是无志。’量之不宏，志之不卓也，舍耻其奚以乎？堂堂七尺之躯，其孰甘自居无耻矣！古今来，往往有才气卓荦之人，少年失学，或不免跌宕自喜、**不羁，一旦获亲有道，幡然悔悟，折节向学，卒能卓然自立，超出铮铮佼佼之上。盖由秉气充强，故愧悔之萌，若不可复立人世，其为耻者大，故其致力者猛也。”相信河北精舍的学子们，听了当地最受尊崇的大吏这番掷地有声、慷慨有味的激励勖勉之言，一定内心怦怦然，慷慨奋发之情油然而生罢。
更重要的是，陈宝箴接下去阐述了他对阳明学的看法，就像陈琢如读阳明书而感到振聋发聩一样，陈宝箴论王阳明学说，也足以让人振聋发聩。且看陈宝箴是如何讲的—
显然是一位叫任廷瑚的学子，说他读了王阳明的书，陈宝箴当即给予肯定。他当然知道时儒对陆、王之学不无异议，但他说，当“熏心势利、本体汩没”的末俗学风充溢之时，为“救时之敝”，对佛老之学尚且应该“三熏三沐而进之，况陆、王乎”。接着，他对阳明之学的特点和形成过程及朱、陆异同问题，从学理上作了阐述。他说—
究而论之，阳明之学，亦尝从朱子格物入手，故谓：“朱子于我，亦有罔极之恩。”其用心之勤苦深至，殊绝于人，如初昏之夕就铁树宫道士讲论达旦，及格庭前竹子七日致疾之类，皆朱子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者。用力之久，散漫支离，而此民卒无自得之趣。迨谪龙场驿，万山寥寂之中，屏去简编，块然独坐，默证所学，清光大来，遂如子贡然，疑于多学，而识之间倏，闻一贯之旨。此正朱子所云：“真积力久，豁然贯通之一旦尔。”而阳明固尝出入佛老，念前此以即物穷理而致疾，今以体认本心而贯通，得鱼忘筌，遂又揭孟子良知之言，以为宗旨，遽与程、朱格致之训分道殊趋。[71]
至于阳明后学之流于“猖狂自恣”，陈宝箴认为，阳明为学之宗旨虽有启端肇始之责，但终归是“不善学阳明之过”。而“阳明之故背朱子，亦因朱子论‘即物穷理’，有‘人物之所以成，草木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等语”，无异“泥于句下”，所以阳明“别立宗义，以告来学，以为可免支离之病”。我们不能不佩服陈宝箴对王学的宗旨意趣阐发得何等透彻，即置诸宋明专学领域，亦难以多赞语词。
通篇《说学》，强调的是为学的“明体达用”，即使是读《四书》《六经》，最重要的是“精义入神”，而非“字栉句比，考其所不必考，知其所不必知，矜奇炫博以为名，愚耳疲目以为惠”，使圣学落入无用之地。这就是陈宝箴的为学思想和“造士”主张，承继的纯是陈琢如所开启的义宁家学的传统，因而对阳明学大力肯定，也可以说兹篇《说学》不啻为阳明学的辩护书。阳明学还需要辩护吗？不妨看看陈三立因阳明学而发生的一段故事，就思过半了。
陈三立在《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里说：“府君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说。”[72]这一提示至为重要，可以说是帮助我们打开义宁之学秘奥的一把钥匙。“学宗张朱”，即张横渠和朱元晦之学。叙论学术思想，习惯上总是程朱并提，很少有把张载和朱熹放在一起的。散原之《行状》写于陈宝箴冤死后不久，当时朝野噤声，散原不能不有所顾虑。因为有清一代，极崇程朱，可是散原又不愿意把乃父为学之宗主，直接与程朱联系起来，遂以“学宗张朱，兼治永嘉叶氏、姚江王氏”来加以概括，让人感到陈宝箴的学问路向，“治姚江”（王学）而不失其正。试想，哪有一个有学养的后人，在叙述自己尊人的为学渊源时，会说他父亲在学问上既宗张，又宗朱，又兼治永嘉叶，又兼治姚江王，玩笑也不是这样的开法。以散原之严谨，当然不会如此不伦。明显是出于顾忌，而弱化了右铭为学的真正宗主。右铭为学的宗主，和乃父陈琢如一样，自是意近王学。其实郭嵩焘给陈琢如写墓碑铭，叙及右铭先生之尊人陈琢如特别服膺姚江，还不是陈宝箴提供的材料？提供这种材料，当然反映他本人的学术主张，这也就无怪乎河北任上写《说学》为阳明辩护了。
光绪初，公方壮年，过谒先公长沙。得间，三立偕公寻衡岳，及登祝融峰，遇暴风雨，衣襦沾湿。达僧寺，张镫就饮，倚几纵论，涉学派，三立意向阳明王氏，微不满朱子。公怫然变色，责其谬误，径去而强卧。夜半闻公展转太息声，乃披衣就榻谢之曰：“犹未熟寐耶？顷者语言诚不检，然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何过滤至此耶？”公不语，微昂首颔之，晨起一笑而解。公虽少戆，染迫切厚我之肫诚逸事类此者，有不能忘。其后获师龙川李先生，遂不复坚持夙昔所见矣。[73]
这应该是铁证了。散原自己说他在学术问题上“意向阳明王氏”，而且“微不满朱子”，惹得笃守程朱之学的毛庆蕃强卧而不能入睡。但散原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学术主张，倒是毛庆蕃后来改变了自己的为学意向，转而也重视王学。毛氏字君实，是散原的江西同乡，又是“相摩以道义，相输以肝胆”“终始数十年如一日”[74]的好友，对散原的学术宗主，虽然毛庆蕃今天无法来做证人，但散原这篇纪念毛公的墓志铭，却可以证实陈三立学术思想的真实取向。郭嵩焘日记中，载有陈宝箴向郭公介绍毛庆藩的身世：“三世任四川知县，皆祀名宦。曾祖觉斋先生，习程朱性理之学。”[75]则又知程朱是毛氏的家学，无怪对陈三立的不满程朱、意向王学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散原与乃父乃祖父一样，也倾向于王学。
这个故事足以证明，陈宝箴为王学辩护的事出有因而又难能可贵。因为王学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框架里面，不仅有独立性的内涵，而且有反叛性的品格。这一点，陈三立当年向怒不与语的毛公所作解释（“自揣当不至为叛道之人”），可得到反证。其实，陈琢如、陈宝箴、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特点，所以具有独立不依和截断众流的精神意向，其原因就在这里。至于陈宝箴、陈三立一生的思想行动，是否有过“叛道”或“叛道”的嫌疑，不妨以陈宝箴和陈三立的阅历陶镕和对志行名节的守持来检验一番。
四 陈宝箴的阅历陶镕和志行名节
陈宝箴在《说学》中说：“其有志行可称有守、才具可称有为者，皆其资秉过人而又有阅历以陶镕之，是以能稍异于庸众。”此实为右铭所自道也。义宁之学的要义，即在于此点。陈宝箴一生立身行事，一是顾全大局，一是保全自身的人格尊严，始终以气节志行相砥砺。
惟恭阅邸抄，署左副孝都史张佩纶奏会审臬司豫山及臣应与初次勘转之麟椿议处折，内多臆度，不切事情，其他尚皆不足置辨，至所称臣“浙臬到京之日，正此案提审之时，该升道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弥缝掩饰，不知远嫌，其时即干物议。而陈宝箴果与豫山逍遥法外，同罪异罚”等语，以无为有，信口诋哄。其有关于臣一人之名节，为事甚微，夫系于朝廷之是非，流弊甚大，有不忍隐怙恤已不据实沥陈于君父之前以资兼听者。[76]
右铭在此抗疏中又说：“况臣具有天良，粗知忠孝立身之义，纵涓埃无补，亦惟力矢勿欺，有耻之愚，自盟衾影，而祸福听之在人”，“若张佩纶所奏营营于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臣纵改行易辙、判若两人，亦不应寡廉鲜耻，行同市侩至此”[77]。最后要求：
为此仰恳天恩简派亲信大臣查传承审此案各员，询明曾否与臣识面，并密先调各该员门簿，核查臣有无到门投刺。如果曾至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或各投过一刺，则张佩纶语不虚诳，专为整饬纪纲起见，理合请旨将臣严加治罪，以为昧良巧诈者戒，臣亦当清夜怀惭，无颜独立于天地间矣。否则，法司者天下之平也，是非者朝廷之公也，苟不考事实，凭势恣意变乱，黑白惟其所指，独立之士孰不寒心？伏惟圣鉴，遇言必察两用中，无可淆之是非，亦无不达之幽隐，于以上维国是、下系人民，匹夫匹妇之愚，罔不悉蒙矜鉴。用敢不避斧钺，披沥上陈，无任惶悚感激之至。[78]
陈宝箴所以敢于如此冒死陈词自辩，既是为了澄清黑白真相，更是为了自身的名节不受玷污。盖右铭视名节为生命，为此倘遭意外亦在所不辞。这和他在《说学》所讲是完全一致的。《说学》是名言和实理，此抗疏是躬行与实践。可惜负责复查审核右铭此案诉的阎敬铭首鼠两端，经过复查，“日营营于承审官之门，弥缝掩饰”的诬词，证明并无此事，“张佩纶所奏自系得自风闻”[79]。但如何结案，阎敬铭不予建言，以不加可否塞责。致右铭天大冤案未得昭雪，只好蒙冤去官，自我放浪于山水之间。但他的抗疏刊于邸抄，士大夫辗转相传，右铭的志行名节已昭然于天地间。
这次蒙冤，恰值右铭五十一岁的盛年，七年之后复职，已经五十九岁了。其所作《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之五：“五里浓云九里山，难消氛梫有无间。鸣嗷鹿铤同栖莽，狗盗鸡鸣已脱关。笑我蹉跎成白发，愧人谣诼说红颜。漫嗟骐骥间秋草，款段犹随伏马班。”[83]颇能显示右铭此时的心境。失去了官职，却保全了名节，历练了人格。但长期赋闲，眼看鸡鸣狗盗之徒都得到升迁，难免生颓唐之感。但右铭尊人琢如公临终时写给他的箴铭“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他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