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陈寅恪与《柳如是别传》的撰述旨趣
一
《柳如是别传》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酝酿最久、写作时间最长、篇幅最大、体例最完备的一部著作。虽然由于目盲体衰，整部书稿系经寅恪先生口授而由助手黄萱笔录整理而成，细按无一字不是作者所厘定，无一句不经过作者学养的浸润。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这部呕心沥血之作的出版，应了1962年先生说的“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那句极沉痛的话。
本文详尽探讨了此一大著述的学术精神、文化意蕴和文体意义，提出《别传》既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又是为一代奇女子立传的传记文学，又是借传修史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是寅恪先生自创的一种新文体，特点是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如果说《论再生缘》是这种新文体的一种尝试，《柳如是别传》则是这种文备众体的著述之典范。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二
《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在陈寅恪先生可谓呕心沥血之作。1953年属草，1963年告竣，然脂瞑写前后达十年之久，都80余万言，在陈氏全部著述中固为篇幅之最，置诸史传学术之林亦属钜制鸿篇。全书五章，篇次分明，体例贯一。第一章为撰著缘起；第二章考订柳如是的姓氏名字及有关问题；第三章叙及柳如是与几社胜流特别是与云间孝廉陈子龙的关系；第四章写柳如是择婿经过和钱柳结缡；第五章是南都倾覆后钱柳的复明活动。卷前有作者附记，结尾有稿竟说偈。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一严谨完整的学术专著。而且酝酿撰写此书不起于1953年，早在三十年代任教西南联大之时，先生就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1]。至于读钱遵王注本牧斋诗集而“大好之”[2]，更远在少年时期，所谓“早岁偷窥禁锢编”[3]是也。《柳如是别传》不只是寅恪先生的潜心之作，同时也是他的毕生之作，当无可疑。
然则作者到底因何而撰是书？
1963年当《别传》告竣之时，陈寅恪先生感赋二律，诗前小序写道：“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卯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4]以此，作者似又并不看重此书，只不过当作打发生涯的一种消遣手段。1961年答吴雨僧诗中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5]句，流露出同样的心绪。但我们如这样来看待《别传》的写作，就被作者的愤激之辞“瞒过”了。实际上，寅恪先生深知《别传》乃一绝大之学术工程，运思操作难度极大，绝非其他著述所能比并。
要而言之，有以下五端，可以见出《别传》写作之难。一为“上距钱柳作诗时已三百年，典籍多已禁毁亡佚，虽欲详究，恐终多讹脱”[6]。二是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的文字甚众，约可为分具同情和怀恶意两大类，前者有隐讳，后者多诬枉，必须发隐辩诬始可得其真相。[7]三是“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8]。四是书中人物为东南胜流，处在明清鼎革之际，政治态度纷纭，如陈子龙殉明死节，钱牧斋降清后又进行复明活动，人际间颇多恩恩怨怨，不排除“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9]之可能。五是“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10]，即使牧斋的诗文，在南都倾覆之后亦“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11]。有此五端，则《别传》之写作可谓难上加难矣。
所以寅恪先生在写作过程中感慨良多，往往因文生情，一再致意，特别是卷前和穿插于书中的题诗都是寄慨之作。卷前诗九题十一首，前面有一段话写道：“寅恪以衰废余年，钩索沈隐，延历岁时，久未能就，观下列诸诗，可以见暮齿著书之难有如此者。”[12]第四首的诗题是“笺释钱柳因缘诗，完稿无期，黄毓祺案复有疑滞，感赋一诗”[13]。第六首的诗题更为具体：“丁酉阳历七月三日六十八初度，适在病中，时撰钱柳因缘诗释证尚未成书，更不知何日可以刊布也，感赋一律。”[14]试想，《别传》如系寻常遣兴消时之作，何必如此感慨至深、急切不已？第三章剖解柳如是所作之《男洛神赋》时寅恪先生提出：“男洛神一赋，实河东君自述其身世归宿之微意，应视为誓愿之文，伤心之语。当时后世，竟以佻达游戏之作品目之，诚肤浅至极矣。”[15]同样，“当时后世”如有人视《柳如是别传》为等闲随意消遣之作，必难逃寅恪先生预设的肤浅之讥。
寅恪先生自述《别传》之撰写缘由，一为三十年代旅居昆明之时，偶然从卖书人手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自此遂重读钱集，产生笺释之意，以此来“温旧梦，寄遐思”[16]；二是钱牧斋博通文史，旁涉梵夹道藏，寅恪先生的研治领域与之“有约略相似之处”，想通过笺释钱柳因缘诗“自验所学之深浅”[17]；三是“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因而可借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8]；四是鉴于柳如是“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19]，欲为之洗冤辩诬；五是“世所传河东君之事迹，多非真实，殊有待发之覆”[20]。应该说，此五项因由已足可引发史家立志撰著的兴趣了。
问题是第一项因由，三十年代得之于昆明的常熟钱氏故园的那棵红豆，应更有说。且看作者的叙述：“丁丑岁卢沟桥变起，随校南迁昆明，大病几死。稍愈之后，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当时主人接待殷勤，殊难酬其意，乃询之曰，此诸书外，尚有他物欲售否？主人踌躇良久，应曰，曩岁旅居常熟白茆港钱氏旧园，拾得园中红豆树所结子一粒，常以自随。今尚在囊中，愿以此豆奉赠。寅恪闻之大喜，遂付重值，借塞其望。自得此豆后，至今岁忽忽二十年，虽藏置箧笥，亦若存若亡，不复省视。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验所学之深浅也。”[21]熟悉艺术品类之规则者无不知道，结构戏剧艺术，是讲究引线的。没有想到撰写学术著作，也这样重视引线的作用。《别传》第五章，全书即将结束之时，寅恪又拈出红豆公案，写道：
红豆虽生南国，其开花之距离与气候有关。寅恪昔年教学桂林良丰广西大学，宿舍适在红豆树下。其开花之距离为七年，而所结之实，较第壹章所言摘诸常熟红豆庄者略小。今此虞山白茆港钱氏故园中之红豆犹存旧箧，虽不足为植物分类学之标本，亦可视为文学上之珍品也。[22]
《别传》之撰写，追溯二十年前于昆明得钱氏故园之红豆为起因，而又以此红豆为全书结束之象征物，且明白揭明，其作用为“文学上之珍品”，实际上已经点出这棵红豆的结构引线之作用。只不过拈出红豆公案的意涵尚不止此，更重要的是暗示《别传》的写作，有极为深挚的情感之所寄。作者似乎要通过这部著作的撰写，来偿还一笔无论如何不能不还的“文魔诗债”[23]。不妨再来看《别传》卷首的第一首题诗《咏红豆并序》：
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
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
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
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24]
这首诗前面有一小序：“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适发旧箧，此豆尚存，遂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及笺释之旨趣所论之范围云尔。”[25]可见得之于昆明的钱氏故园中的那粒“红豆”，是寅恪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的旨趣的象征物，意在说明此一题材之研究，是他酝酿多年、梦绕魂牵、情感所系的一桩夙愿。他要通过此项研究来“温旧梦，寄遐思”。那么到底什么是寅恪先生的“旧梦”？他的“遐思”为何？这些方面，下文将有所论列，这里暂押下不表。
我想先探讨一下，《柳如是别传》的撰写，其旨趣之所在，是否也有一定的现实寄托的意涵。我认为诗的第五、六句透露出了重要的消息。“纵回杨爱千金笑”容易理解。通过笺释钱柳因缘诗，为一代奇女子洗却烦冤，河东君地下有知，自然会高兴。但归庄之“愁”却不能消却。问题是归庄所“愁”（作者且云“万古愁”）者何？谜底就在卷前诗第二首《题牧斋初学集并序》的注文里。寅恪先生是这样写的：
牧斋《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四十四“银牓南山烦远祝，长筵朋酒为君增”句下自注云：“归玄恭送春（疑为‘寿’字之误——笔者）联云，居东海之滨，如南山之寿。”寅恪案，阮吾山葵生《茶余客话》壹贰“钱谦益寿联”条记兹事，谓玄恭此联，“无耻丧心，必蒙叟自为。”则殊未详考钱归之交谊，疑其所不当疑者矣。又鄙意恒轩此联，固用《诗经》、《孟子》成语，但实从庾子山《哀江南赋》“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脱胎而来。其所注意在“秦庭”、“周粟”，暗寓惋惜之深旨，与牧斋降清，以著书修史自解之情事最为切合。吾山拘执《孟子》、《诗经》之典故，殊不悟其与《史记》、《列女传》及《哀江南赋》有关也。[26]
关于归玄恭给钱牧斋祝寿的历史故实，《别传》第五章“钱氏家难”节考订甚详[27]。归固是气节之士，所以给牧斋送寿联，是因为晚年的牧斋与河东君一起参与了反清复明活动，可以引为同志。而寿联的用典，是从庾子山《哀江南赋》而来，暗寓对牧斋降清的惋惜之意。“践秦庭”和“餐周粟”是关键词，这不仅指牧斋，送联之人亦在所难免。因此可以说这是不解之痛。可是从“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的对句看，似乎“回笑”“剩愁”的主词都应该指的是这首诗的作者。以此，是不是《别传》的作者寅恪先生也产生过与归玄恭同样的感受，即认为自己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境下“践秦庭”和“餐周粟”？而且和牧斋一样，也是“以著书修史自解”？词旨如此，由不得把诠释的目光移到这个方向。如果斯解不无道理，我们只好说暗寓对自己处境的惋惜也是《别传》撰写的旨趣之一，哪怕是若隐若现的旨趣，也不能排除在外呵。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寅恪先生的心理活动似乎很矛盾，一方面表现为自我深惜，另一方面，如果有人以同样的理由指责他，却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钱牧斋晚年撰写的《西湖杂感序》里，有“今此下民，甘忘桑椹。侮食相矜，左言若性”[28]的句子。寅恪先生指出这是用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典故，意在骂当日降清的老汉奸们，尽管自己也包括在内，也不回避，说明钱的“天良犹存”[29]，很值得同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朱鹤龄愚庵小集”条，对朱所作《元裕之集后》下面一段话颇为赞赏：“裕之举金进士，历官左司员外郎，及金亡不仕，隐居秀容，诗文无一语指斥者。裕之于元，既足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非独免咎，亦谊当然。乃今之讪辞诋语，曾不少避，若欲掩其失身之事，以诳国人者，非徒悖也，其愚亦甚。”[30]这段话自然是针对钱牧斋而发的，所以《总目提要》称赞朱“能知大义”[31]。但寅恪先生不能同意此种说法，他反驳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32]特别是对“既践其土，口茹其毛，即无反詈之理”的说辞，寅老格外反感，他说：“夫牧斋所践之土，乃禹贡九州相承之土，所茹之毛，非女真八部所种之毛。馆臣阿媚世主之言，抑何可笑。”[33]把这里的辩难和前面的“践秦庭”“餐周粟”联系起来，词旨之深含，已昭然若揭。
当然《别传》的中心题旨是理出河东君的生平事迹，辨章学术，别白真伪，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所以寅恪先生在第一章叙及作书缘起时特地说明：“今撰此书，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34]这也即是此书原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后定名为《柳如是别传》的客观依据。而且作者在学术上悬置的目标极为严格，即要求对钱柳因缘诗的释证达到通解；但钱柳因缘诗的特点，不仅涉及远近出处之古典故实，更有两人诗章出处之今典，在这种情况下，寅恪先生提醒读者注意：“若不能探河穷源，剥蕉至心，层次不紊，脉络贯注，则两人酬和诸作，其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绝难通解也。”[35]又说：“解释古典故实，自当引用最初出处，然最初出处，实不足以尽之，更须引其他非最初，而有关者，以补足之，始能通解作者遣辞用意之妙。”[36]验之《别传》有关章节，可以说这些目标都达到了。
三
《柳如是别传》第四章对钱牧斋《有美诗一百韵》的释证，最能见出作者通解达诂的工力。《有美诗》系牧斋在明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文燕浃月”，然后于次年正月末相别于嘉兴鸳鸯湖时所作，载钱氏《初学集》之《东山酬和集》中[37]。寅恪先生对钱柳东山酬和之作的评价是：“匪独前此类似之作品，如干令升曹辅佐陶通明及施肩吾诸人所结集者，不能企及，即茫茫禹迹，后有千秋，亦未必能重睹者也。”[38]至于《有美诗》，寅恪先生更许为东山集的压卷之作，认为在牧斋《初学》《有学》两集中属罕见稀有之钜制，是钱氏平生惨淡经营、称心快意的作品；并申论说：“后来朱竹垞‘风怀诗’固所不逮，求之明代以前此类之诗，论其排比铺张，波澜壮阔，而又能体物写情，曲尽微妙者，恐舍元微之‘梦游春’、白乐天‘和梦游春’两诗外，复难得此绝妙好词也。”[39]但寅恪先生同时也提出：“此诗取材博奥，非俭腹小生，翻检类书，寻求故实者，所能尽解，自不待言。所最难通者，即此诗作者本人及为此诗而作之人，两方复杂针对之心理，并崇祯十三年仲冬至次年孟春三数月间，两人行事曲折之经过，推寻冥想于三百年史籍残毁之后，谓可悉得其真相，不少差误，则烛武壮不如人，师丹老而健忘，诚哉！仆病未能也。”[40]加上钱集原注者遵王处于与河东君相反对之立场，纵对《有美诗》的作意有所知，亦因怀偏见而不肯阐明，增加了释证此诗的难度。
然而《别传》的作者在学术上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能够从一二痕迹入手，钩沉索隐，参互推证，往往即可发数百年来未发之覆。《有美诗》题目已标出系“晦日鸳湖舟中作”[41]，即作于崇祯十四年正月廿九日，此时之柳子如是虽经汪然明等好友的介绍与劝说，同时亦为早日摆脱谢象三的无理纠缠，已择定虞山钱氏为最后归宿，但内心犹有矛盾，所以未践与牧斋同游西湖之约，只同舟至嘉兴便飘然离去。明白了这一层，则诗中“未索梅花笑，徒闻火树燃”两句便有了着落。而此诗在钱柳因缘历程中的作用也可想而知。难怪牧翁连类铺比，使出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挦扯老杜之《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取资《玉台新咏》徐陵之自序文，移情扬丽、兴会淋漓地加以抒写。对此，寅恪先生一一予以拈出，揭明牧斋之赋《有美诗》，“实取杜子美之诗为模楷，用徐孝穆之文供材料。融会贯通，灵活运用，殆兼采涪翁所谓‘换骨’‘夺胎’两法者”[42]。河东君本姓杨，牧斋《有美诗》却云“河东论氏族”，直认其姓氏为柳；河东君为江苏嘉兴人，《有美诗》只用“郁郁昆山畔，青青谷水田耎”轻轻带过，不欲显著其本来籍贯。这与陈子龙序河东君《戊寅草》谓“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而讳言其出身青楼属同一义，都是“为美者讳”[43]。不过牧斋取悦河东君的伎俩不止于此。诗中还进一步煞有介事地列举柳家故实以为夸誉，甚至称赞其擅长诗赋词曲是源出于旧日之家学，故诗中有“文赋传乡国，词章述祖先”句。寅恪先生说读之虽令人失笑，但“文章游戏，固无不可”[44]，只是“若读者不姑妄听之，则真天下之笨伯，必为牧斋河东君及顾云美等通人所窃笑矣。”[45]此处所以并提顾苓，殆因其所著之《河东君传》也曾于柳子的籍贯和姓氏有所隐讳。
可见释证《有美诗》，必须揭破牧翁此等狡狯伎俩；识破狡狯，方能洞悉牧斋之快意深情。当然全诗大体不脱写实，如“轩车闻至止，杂佩意茫然，错莫翻如许，追陪果有焉”一节，历叙河东君初访半野堂，泛舟湖上，入居我闻室及寒夕文?等事，一丝不乱，栩栩如见。寅恪先生通释道：“‘意茫然’者，谓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此语固是当日实情也。”[46]又说：“‘错莫翻如许，追陪果有焉’一联，恰能写出河东君初至半野堂时，牧斋喜出望外，忙乱逢迎之景象。至于‘追陪’则不仅限‘吴郡陆机为地主’之牧斋，如松园诗老，亦有‘熏炉茗碗得相从’之语”。[47]两老翁为一河东君追陪奔走，寅恪先生释证至此，不禁为之感到“太可怜矣”[48]。
还有，《有美诗》描写牧斋与河东君蜜月同居之生活，有“凝明嗔亦好，溶漾坐堪怜，薄病如中酒，轻寒未折绵，清愁长约略，微笑与迁延”的名句，向为世人所深赏。但中间一联索解颇难，尤不知“溶漾”是何形态。寅恪先生不仅找到了此联的最初出典，指明上句用沈约《六忆诗》中的“嗔时更可怜”，下句用柳如是《戊寅草》的拟休文之作：“忆坐时，溶漾自然生”句，而且通解意会，“谓河东君嗔怒时，目睛定注，如雪之凝明；静坐时，眼波动**，如水之溶漾”，实动静咸宜，无不美好之意。[49]这里，《别传》作者显然已从笺释辞章进入赏析之境。
四
释证钱柳因缘诗作之难，不独在求索古典，也在考释今典，即参证本事，明了当时之事实。牧斋《东山酬和集》中，在《有美诗》前面有《河东君春日诗有梦里愁端之句，怜其作憔悴之语，聊广其意》一题[55]，是对河东君《春日我闻室作》的答复。而河东之诗与陈子龙《梦中新柳》诗用同一韵，明显地流露出对往昔情人的眷念，故诗中有“裁红晕碧泪漫漫”之语。更严重的是颔联：“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寅恪先生考出，上句指陈子龙《满庭芳》词“无过是，怨花伤柳，一样怕黄昏”之语，下句指宋辕文《秋塘曲》里的“十二银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句，涉及柳如是曾在云间故相周道登家为妾这层关系，流露出“向来”既如是，“此去”从可知的颓唐情绪，怀疑牧斋也未必尽悉自身之苦情，从而成为真知己。所以尾联“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阑”，实为感谢牧斋相待之厚，但己身却未必久居之意[56]。牧斋自不能不格外敏感，故写诗奉答，以“广其意”，给予安慰。
寅恪先生进而析论道：“‘东风取次一凭阑’，即用卧子梦中所作‘大抵风流人倚栏’之句，并念卧子醒后补成‘太觉多情身不定’之句，而自伤卧子当时所言，岂竟为今日身世之预谶也？夫河东君此诗虽止五十六字，其词藻之佳，结构之密，读者所尽见，不待赘论。至情感之丰富，思想之微婉，则不独为《东山酬和集》中之上乘，即明末文士之诗，亦罕有其比。故特标出之，未知当世评泊韵语之耑家，究以鄙说为何如也。”[57]寅恪先生向来重视诗文写作的用典确切和表达方式的自由灵活，河东此诗恰合于寅恪论诗衡文的标准，故给予极高的评价。接下去又说：
河东君此诗题，既特标“我闻室”三字，殊有深意。夫河东君脱离周文岸家后，至赋此诗之时，流转吴越，将及十年。其间与诸文士相往还，其寓居之所，今可考知者，在松江，则为徐武静之生生庵中南楼，或李舒章之横云山别墅。在嘉定，则为张鲁生之薖园，或李长蘅家之檀园。在杭州，则为汪然明之横山书屋，或谢象三之燕子庄。在嘉兴，则为吴来之之勺园。在苏州，或曾与卞玉京用寓临顿里之拙政园。凡此诸处，皆属别墅性质。盖就河东君当时之社会身分及诸名士家庭情况两方面言之，自应暂寓于别墅，使能避免嫌疑，便利行动。但崇祯庚辰冬日至虞山访牧斋，不寓拂水山庄，而迳由舟次直迁牧斋城内家中新建之我闻室，一破其前此与诸文士往来之惯例。由是推之，其具有决心归牧斋无疑。遗嘱中“我来汝家二十五年”之语，可以证知。然牧斋家中既有陈夫人及诸妾，又有其他如钱遵王辈，皆为已身之反对派，倘牧斋意志动摇，则既迁入我闻室，已成骑虎之势。若终又舍牧斋他去，岂不贻笑诸女伴，而快宋辕文谢象三报复之心理耶？故“珍重君家兰桂室”之句与“裁红晕碧泪漫漫”之句互相关涉，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吾人今日犹不忍卒读也。[58]
面对柳如是的刳肝沥血之词，牧斋怎样“广其意”才能收到稍慰其心的效果？寅恪先生指出，牧斋此诗宽慰之词旨，在最后四句：“早梅半面留残腊，新柳全身耐晓寒。从此风光长九十，莫将花月等闲看。”因为陈子龙有《补成梦中新柳诗》之作，牧斋诗中之“新柳”当即指此。“早梅”一词则来自卧子崇祯七年岁暮所作之《早梅》诗，所以“新柳”“早梅”两句都是今典，不仅写景写物，亦兼言情事。此即河东君既深存思念卧子之情，牧斋则以卧子之情以释之，毫不吞吐回避，自能使河东宽心。所以寅恪先生释证至此不能自已，遂发为论议：“此非高才，不能为之。即有高才，而不知实事者，复不能为之也。幸得高才，知实事而能赋咏之矣，然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有几人哉？更复有几人哉？”[59]不妨说，释诗证史而把当事人“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考析得如此清晰宛妙而又“通解其旨意者”，环顾我国当今文史一界，恐怕找不到寅恪以外的第二人了。
《别传》在这些地方已不单纯是笺注钱柳因缘诗，以诗证史，而是以史家幽眇深微的笔触钩沉三百年前国士名姝的情缘和心理，在钩沉中为柳如是洗冤立传，在传写中涵蕴着三百年后史家的一颗诗心。所谓史笔诗心，应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概括《柳如是别传》的写作与构意。这就是《别传》的卷前和有关章节何以附载寅恪先生的诗作竟有二十六首之多的缘故。同时也即是以得自于钱氏故园的一棵红豆作为全书结构引线的原由。须知，《别传》也是在写三百年前知识精英的情史呵！附带说明，论者或谓寅恪先生“乃卓绝之史家，然未必为优越之诗人；其论诗笺诗虽多胜义，然以较其在史学上之成就，则殊有逊色”[60]，笔者认为此论距真正理解陈氏之学养尚存疏隔，也许是不曾读到《别传》所致。现在《别传》正式印行已经二十余年，继《寒柳堂集》附录的《寅恪先生诗存》一百九十七首之后，收集最全的《陈寅恪诗集》已经出版，并在学林士子中广为流布，寅恪先生具有超绝的诗笔、诗才、诗心，应该是不争之论了。
五
需要指明的另一情况，是《柳如是别传》在写法上，大不同于寅恪早年的《元白诗笺证稿》一书，尽管都是以诗证史，而且关涉的同是才人名士的绮诗艳词及其情感生活；但侧重点有所区别，后者不仅仅为证史，同时也是在立传。传主柳如是的诸般个性特征决定了《别传》写法上的独特性。依据寅恪先生的考证，河东君是“美人而兼烈女”[61]“儒士而兼侠女”[62]“才女而兼神女”[63]，不仅为“当日所罕见”[64]，而且是“旷代难逢之奇女子”[65]。对河东君有过极大帮助的汪然明，在其所著的《春星堂诗集》中尝自诩，凡平日到他的不系园啸咏骈集者均不得违背九忌十二宜之约，其中对人物品类的要求须是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寅恪先生说此四类人品，“河东君一人之身，实全足以当之而无愧”[66]。以柳、汪之间的关系，美人兼知己自属固然，何以知又是名流、高僧？寅恪先生分析道：“‘名流’虽指男姓之士大夫言，然河东君感慨激昂，无闺房习气，其与诸名士往来书札，皆自称弟。”[67]适牧斋后，戏称为柳儒士，以此“实可与男性名流同科”。[68]又说：“至若‘高僧’一目，表面观之，似与河东君绝无关系，但河东君在未适牧斋之前，即已研治内典。所作诗文，如与汪然明简牍第贰柒、第贰玖两通及初访半野堂赠牧翁诗，即是例证。牧斋《有美诗》云：‘闭门如入道，沈醉欲逃禅。’实非虚誉之语。后来因病入道，则别为一事。可不于此牵混论及。总而言之，河东君固不可谓之为‘高僧’，但就其平日所为，超世俗，轻生死，两端论之，亦未尝不可以天竺维摩诘之月上，震旦庞居士之灵照目之。盖与‘高僧’亦相去无几矣。”[69]真真称颂、赞美得无以复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