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02
《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的最后一节，又涉及天师道和书法艺术的关系，这是由于当时的书法世家同时也是天师道的世家。寅恪先生说：“东西晋南北朝之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旧史所载奉道世家与善书世家二者之符会，虽或为偶值之事，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依艺术之资用。治吾国佛教美艺史者类能言佛陀之宗教与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之关系，独于天师道与书法二者互相利用之史实，似尚未有注意及之者。”[85]所谓“北魏之崔、卢”，“崔”即崔浩及曾祖悦、祖父潜、父亲玄伯，一门四代均擅书法，《魏书》玄伯传对此记之凿凿；“卢”则指卢谌及子偃、孙邈，《魏书》玄伯传亦有记载，称“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86]。而此两家同为天师道世家，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所谓“东晋之王、郗”，“王”自然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郗”则是指郗愔、郗嘉父子，僧虔称郗氏父子为“二王”之“亚”。问题是郗王两家也都是天师道世家，既擅长书法，又信奉天师道，而且世代相传，那么天师道信仰和书法又是何种关系呢？这正是寅老要为我们解决的问题。
陈寅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解释颇为简单，亦即天师道信徒需要抄写符箓经典，且出于信仰的原因不能不抄得虔敬工整，日久天长，自必使书法的水准得以提升。虽然书法之成为艺术系由多种因素构成，其中天赋的成分亦无法排除，但寅恪先生以东晋之王、郗两世家为例，把书法和宗教信仰联系起来，不能不说是孤明先发之见。论者每将王羲之与山**士换鹅的故事，作为右军学书的趣行轶事，但寅恪先生一反旧说，认为鹅有解五脏丹毒的功用，与服食丹铅之人颇为相宜，这在陶隐居《名医引录》和唐孟诜《食疗本草》中均有著录。因此他写道：
医家与道家古代原不可分。故山险道士之养鹅，与右军之好鹅，其旨趣实相契合，非右军高逸，而道士鄙俗也。道士之请右军书道经，及右军之为之写者，亦非道士仅为爱好书法，及右军喜此鶃鶃之群有合于执笔之姿势也，实以道经非倩能书者写之不可。写经又为宗教上之功德，故此段故事适足表示道士与右军二人之行事皆有天师道信仰之关系存乎其间也。[87]
寅恪先生认为，王羲之换鹅的传说故事，虽是一真伪莫辨的“末节”，但由于直接关系到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则又不能不辨别清楚。
写到这里，读者也许会向笔者以及寅恪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即天师道的信仰既然如此家世相传，那么面对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的强势，以及佛教的巨大冲击，天师道信仰者如何应对呢？难道就没有任何变化吗？幸运的是，寅老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对此一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他说两晋南北朝的士大夫，“其家世素奉天师道者”，对佛教的态度可分为三派：一是保持“家传之道法”，而排斥佛教，典型例证是写《神灭论》的范缜；二是“舎弃家世相传之天师道，而皈依佛法”，这可以梁武帝萧衍为代表；三是“调停道佛二家之态度，即不尽弃家世遗传之天师道，但亦兼采外来之释迦教义”，南齐的孔稚珪是其显例[88]。陶渊明和范缜一样，属于第一派。虽然五柳先生与佛学大师慧远，身处同时同地，亦有过接触，但终其一生与佛教教义绝缘。原因在于他的家世信仰牢固，且在学理上有发挥，故精神世界不必与释氏合流，也可以自我安身立命。
所以寅恪先生在援引陶诗《形影神》三首之《神释》之后写道：
或疑渊明之专神至此，殆不免受佛教影响，然观此首结语“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之句，则渊明固亦与范缜同主神灭论者。缜本世奉天师道，而渊明于其家传之教义尤有所创获，此二人同主神灭之说，必非偶然也。[89]
又说：
子真所著《神灭论》云：“若知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怳尔而无，来也不御，去也不追，乘乎天理，各安其性。”则与渊明《神释诗》所谓“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及《归去来辞》所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等语旨趣相符合。惟渊明生世在子真之前，可谓“孤明先发”（慧皎《高僧传》赞美道生之语）耳。陶、范俱天师道世家，其思想冥会如此，故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90]
历来研陶者多为渊明与慧远之特殊关系所困，因而无法对五柳先生的《形影神》诗做出正解。寅恪先生则不存任何疑滞，结论明晰有断——此无他，无非是其家世的天师道信仰所使然，而且因为渊明是大思想家，他对道教的自然说有新的创辟胜解，无须为其他思想所左右。
兹还有一例，即武则天的笃信佛教，寅恪先生也与家世信仰有关。太宗李世民对释迦的态度有些模模糊糊，虽优礼玄奘，但大半出于政治上的深谋远虑，究其本心，则“非意所遵”也。武则天不然，其母杨氏系隋朝宗室观王雄弟始安侯杨士达之女，史载为笃信佛教之人，唐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西明寺僧人道宣等曾上书则天之母杨氏，请求沙门不合拜俗之事。因此寅恪先生在《武曌与佛教》一文中写道：“隋文帝重兴释氏于周武灭法之后，隋炀帝又隆礼台宗于智者阐教之时，其家世之宗教信仰，固可以推测得知。而武曌之母杨氏既为隋之宗室子孙，则其人之笃信佛教，亦不足为异矣。”[91]又说：“至杨氏所以笃信佛教之由，今以史料缺乏，虽不能确言，但就南北朝人士其道教之信仰，多因于家世遗传之事实推测之（参阅拙著《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则荣国夫人之笃信佛教，亦必由杨隋宗室家世遗传所致。荣国夫人既笃信佛教，武曌幼时受其家庭环境佛教之熏习，自不待言。”[92]这些例证均见出，陈寅恪先生的阐释学对历史人物所受之家世信仰和环境熏习是何等重视。
最后，我想对环境熏习问题再附一言。
寅恪先生认为著立之人的环境熏习、家世遗传和宗教信仰至关重要，研究者不能有所稍忽。例如四声之说经寅恪先生考证，系当时文士模拟转读佛经之声，除入声外，其余分别定为平、上、去三声，合为四声。但四声之说何以出现在南齐永明之世，而不在其他时期？创说者为什么是周颙、沈约，而不是另外其他的人？寅恪先生遍引慧皎《高僧传》所载支昙龠、释法平、释僧饶、释道慧、释智宗、释昙迁、释昙智、释僧辩、释昙凭、释慧忍诸传，参证旧史及他书之文，得出了南朝政治文化中心建康当时是善声沙门最集中之地，南齐初年即永明之世是善声沙门最盛之时的结论。据史载，南齐武帝永明七年二月二十日，竟陵王子良曾大集善声沙门于京邸，造经呗新声，盛况空前。但此前早已形成审音文士与善声沙门互相讨论研求的风气，实由于当时之建康“胡化之渐染”，“受此特殊环境之熏习”所致。而沈约与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文士，是竟陵王子良的座上客，经常聚集在鸡笼山西邸，并称“八友”。周颙则为文惠太子的东宫掾属，两人“皆在佛化文学环境陶冶之中，四声说之创始于此二人者，诚非偶然也”[93]。
盖依寅恪先生的特见，环境、家世、信仰此三因素，为历史人物言动之所以不得不如是的“种子”熏习之因缘，我们诠释历史事件、研究历史人物和重建历史真相的结构，不能不视此为一条不宜或缺的求证途径。
1991年初稿、2007年8月22日增补改订竣稿于京东寓所
[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2]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页。
[4]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册，第278页。
[5]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9—280页。
[6]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80页。
[7]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8]杜牧：《感怀诗》，《全唐诗》卷五百二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十六册，第5937页。
[9]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6页。
[10]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9页。
[11]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93页。
[1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45页。
[13]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005页。
[14]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67页。
[1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42页。
[16]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7页。
[17]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8页。
[18]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6页。
[19]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20]陈寅恪：《四声三问》，《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9、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