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与晚清胜流
一代大史学家的成就需要有诸多条件。时代环境方面的条件，决定出现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史学家，学者的研治方向也和时代风气有关。个人学养的累积，决定对所选择的方向达致的精深的程度暨总体学术成就的蕴涵。而家世和家学，则决定学者的个性风貌及学术品格。陈寅恪的学术品格最为世人所称道。实际上，他学术品格的形成，与义宁陈氏一族在晚清的特殊地位及其家学渊源，有直接的关系。
一 同光胜流与陈氏家族
如果就个人情感的好恶而言，我对清代二百六十几年的统治实在没有太多的好感。包括史家所艳称的“康乾盛世”，总觉得需要打折扣的地方很多。康熙算是有胆识有气魄的皇帝了，可是觉得他开阔得还不够，和西人的关系后来处理得比较僵。乾隆则过分聪明，聪明得让人感到他经常卖弄聪明；而且整治知识分子整治得太厉害，可他又以重视文化的传承著称。至于他们两位中间的雍正皇帝，干练固然干练，但悛刻寡恩，用智术玩大臣士子于股掌之中，根本不把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放在眼里。领袖人物太聪明，其实并不是臣民的福分。所以嘉、道以后走下坡路，早在那“盛世”就埋下了种子。特别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国家状况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家里天灾人祸不说，西方列强又打上门来。纵使玄烨、弘历临朝，恐怕也会因应失据。
不过令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当时的状况虽然越来越坏，却出现了一大批个性色彩鲜明、敢于担当、学养深厚、可称作箭垛式的人物。这些人物尽管党有新旧、流分清浊、物论匪一，而且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最终也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挽救清朝的颓运，但均为一时之选，同为当时胜流，作为历史人物各有其可圈点可记录之处，应无问题。陈寅恪的家族，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就是这一人物谱系中的佼佼者。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不能不翻阅清季胜流的人物档案。
清季胜流人物的第一把交椅，非曾国藩莫属。实际上，当时的人物谱系，都是以这位曾湘乡为网络中心的。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俞樾、王闿运、薛福成、吴汝纶、刘蓉，哪一个与湘军幕府分得开。朝廷因循腐败，无力阻遏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各地豪杰之士起而组织团练即地方军，参与平抑太平军的战斗，结果无意中开辟了招纳并造就人才的新途径[1]。值得注意的是，聚拢在曾国藩周围的并不是地方豪强，大部分是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陈宝箴的崭露头角，也是由于和曾国藩的交往。
陈宝箴，一名观善，字右铭，清道光十一年（公历1831年），生于江西修水县之竹塅乡。咸丰元年（1851年）恩科乡试及第，成为举人。咸丰十年（1860年），入京会试，没有考中，留京师，有了结交各方面才俊方雅之士的机会，而尤与奉新易佩绅、武宁罗亨奎相契合，因而有“三君子”之目[2]。后来易、罗南下带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陈宝箴先回江西看望母亲，然后抵湖南，参与在凤龙山一带与石达开部的作战，守城累月，军粮将尽。这时右铭到澧洲、永顺为之筹饷。虽遇风雪，仍穿很单薄的衣服，永顺守张公修府见此情景，慌忙拿来狐皮大衣给宝箴披上，宝箴不受，说：“军士已经冻饿很久了，我怎能忍心自己取暖？”张公感动得涕泗横流，立即征召民众，拿出银米交付，使易、罗率领的“果健营”及时得到后勤保障，屡建战功，名声大振于东南之地。[3]
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863年（同治二年），三十二岁的陈宝箴拜访了驻扎在安庆的曾国藩。在陈宝箴心目中，曾国藩不啻命世伟人；而曾国藩一见宝箴，便叹为“海内奇士”[4]，当即尊为上宾。而在宝箴生日之时，国藩为之撰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瓶浊酒待君温。”[5]极亲切有味。曾的幕僚则争相**引重，李鸿裔甚至提出由陈宝箴接替其幕僚主管的职务。但陈宝箴喜欢直接的军事运作，没有留在曾幕任职，而是到席宝田主持的江西军道参与谋划。
当时江西闹饥荒，灾民遍野，虽有赈灾之举，不过虚应故事。宝箴见此情景非常难过，于是写信给江西巡抚沈葆桢，将灾民困于死亡边缘的凄惨情况真实写出—
某自皖城归，过洋塘，道经彭泽、鄱阳县境，目击田庐榛莽，墟落萧条，雀无罗之可张，草掘根而亦尽。颓墙败屋之中，无非鸠形瘠骨垂死待尽之人，奄奄愁叹；又或病妇零丁，而数岁孤儿绕床哀号，嗷嗷索哺。流离家口，卖妇呼天；野田僵死，握草盈掬。睹之酸鼻，言之痛心。计至明年，耕获无期，则噍类尽矣！悠悠苍天，能不悲哉！呜呼！[6]
从中见出陈宝箴对社会民生的关切和对下层披灾民众的深切同情。他因此向巡抚沈公建言：“赈而不能活，犹弗赈；活而不能久，犹弗活。”[7]沈公感悟其道理明通，于是从府库中拿出钱米，大举进行赈灾活动，百姓因而得救。沈葆桢是福建人，比陈宝箴大十一岁，道光丁未（1847年）进士，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为人颇具性格，受林则徐的影响，为中国的自强奋斗了一生，也是晚清胜流中的重要人物。沈欣赏右铭的才干，遇到问题愿意与之商量，右铭也佩服沈的立身行事。而席宝田，纯是一个军事天才，看上去就有勇武之气，陈三立的印象是，席公“沉毅持重，不苟言笑”，“器干精实，目沉沉下视，猛鸷有威”。[8]席宝田在江西的军事行动，因为有陈宝箴的奇谋远虑，每每克敌制胜。
席、沈之间一度互不服气，矛盾闹得很大，至有往来公文信函被席宝田扔到地上的时候。陈宝箴为之调停，对席说道：“沈公是个贤者，主要是他不了解你。”于是前往见沈公，说明席的为人特点和军事上的优胜之处，认为两个人应该推心置腹地相处，否则席的军队败绩，危及大局，你沈文肃也无以立足。一言提醒了沈，写了一封披诚相见的信，慰勉席的劳绩，两人从此和好，彼此配合，共同成就功业[9]。而在此之前，曾国藩和沈葆桢之间的嫌隙，也是因为陈宝箴的妙喻与沟通得以解决。
黄秋岳《花随人圣庵摭忆》引朱克敬《瞑庵杂识》叙此事翔实而有意趣，兹转引以飨读者：
曾国藩移军安庆时，与江西巡抚沈葆祯约厘捐均归大营，有事则分兵回救。既而江西寇四起，曾军益东，葆祯惧救不时至，上书请留厘金养兵，诏许之。藩疑葆祯卖己，绝不与通，葆祯以书谢，亦不答。会陈右铭游江南，闻之往见国藩，从容言曰：舟行遇风，柁者蒿者桨者顿足叫骂，父子兄弟若不相容；须臾风定舟泊，置酒慰劳，欢若平时。甚矣小人之喜怒无常也。国藩曰：向之诟惧舟之覆，非有私也。舟泊而好，又何疑焉？右铭曰，然曩者公与沈公之争，亦惧两江之覆耳。今两江已定，而两公之意不释，岂所见不及船人哉？国藩大笑，即日手书付沈，为朋友如初。[10]
黄秋岳说《瞑庵杂识》的作者朱克敏是个盲人，久居湘省，与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都非常稔熟，因而所记应该可信。这个充满意趣的故事，反映出陈宝箴的妙喻达变以及善于解决复杂人际关系的惊人能力。
晚清胜流中陈宝箴最服膺的人物是曾国藩，虽然终其一生受曾的赞赏却没有得到曾的保荐，但他对曾国藩有知己之感，敬仰信服至死不变，曾给予他的教益，变成了他深藏于自己心底的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右铭在席宝田的江西军道滞留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了曾国藩的幕府，直到曾改督直隶方离开。论辈分陈当然在曾之后，但陈的立身行事多有曾的影子。只是右铭除了担任湖南巡抚的短时期，一生大部分时间没有曾公那样的可供调动的资源，时势局限了右铭的用武天地，才能并没有得到全方位的发挥。胡思敏《国闻备乘》“陈右铭服膺曾文正”条的记载，颇耐人寻味：
陈宝箴初以举人谒曾国藩，国藩曰：“江西人素尚节义，今顾颓丧至此，陈子鹤不得辞其责。转移风气将在公等，其勉图之。”子鹤者，新城陈孚恩也，附肃党，官至尚书，日营求入阁，故国藩及之。宝箴以资浅位卑，愕然莫知所对。国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铭疑吾言乎？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宝箴谨佩不忘，对江西人辄转述其言，且喜且惧。自谓平生未受文正荐达，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11]
曾国藩期待右铭“转移风气”，其所托之责任也大矣。而承担起此责的方法，则是“沉潜味道”“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就人才培植、风气转变而言，曾公之言不啻洞天雷音。但曾的话，只能是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所幸右铭正是文正所期待之人，这次面授之语，实际上成为陈宝箴一生的座右铭。后来陈宝箴居官之时，曾在自己的衙署贴一对联：“执法在持平，只权衡轻重低昂，无所谓用宽用猛；问心期自慊，不计较毁誉得失，乃能求公是公非。”[12]显然已经把文正公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的嘱托，化作了为官律己的公开戒律。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逝世，陈宝箴在写给曾的幕僚程恒生的信里，深情致慨：“湘乡溘逝，海宇苍茫，有四顾萧然之感。嘉、道以来，疆臣饬吏整军，皆任法而不任人，以驯至大乱莫之救。湘乡起而持之，简擢贤俊，阔疏节目，天下之气为之一振。山摧梁萎，故辙易循，岂但生存华屋，洒邱山泪也！”[13]陈之于曾，真可以说是生而有夙缘。
此时之右铭，虽然没有正式官职，但他已有极佳的声闻，其人品、胆识、魄力、谋略、治才，不仅为曾国藩也为当时其他各路铭公钜卿所深赏。江西的军事行动获得胜利后，席宝田曾多次保荐右铭出任知府，右铭辞而未就。直到同治末年，陈宝箴才希望有一个正式官职，一方面想通过仕途做一番事业，一方面为了奉养老母，因此在江西的邻省湖南以知府的身份候补，时间在同治九年八月。嗣后由于平苗民之乱有功，一度被安排在平苗善后局任事。不久王文韶代理湖南巡抚，赏识右铭的才能，复擢为道员。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署理辰、永、沅、靖四县事。今天非常有名的沈从文的故乡湘西凤凰县，当年就在陈宝箴的治下。
光绪六年（1880年），改授河北道，治所在河南武陟。陈宝箴每到一地，每任一职，都有突出治绩。湘土民风刁悍，他恩威并施，惩办恶霸，打击豪族；对贫困的湘西苗民，则传授栽茶、种竹技术，学会如何以薯代粮，使百姓的生活得以维持。河北道治下的子民，性格质直、讲义气，但文教不够发达，他便创办学校，招募人才，推广教育。至于治河、兴修水利，更是他惠及一方人民的经常措施。河南、湖南等他所到之地，均深受其益。右铭母李太夫人也极力支持儿子为民造福，一次因治理佗江资金不足，右铭拿出自己的俸禄捐献给治河工程，得到母亲的体认，致使疏浚湘西佗江的计划得以顺利完成。[14]
郭嵩焘在《陈右铭观察赠别诗序》中，对陈宝箴治河治水的专长与功绩曾大书特书，其中写道：
观察所治河，实当济派东流入河处。济水湍悍，既入而河势益横，遂为兖、冀诸州受河患之始。其北漳、卫二水皆大川，泛滥于渤海，岁潦则流溢，浩瀚弥迤；旱又无所资以宣泄。自魏时从荥阳下引河为鸿沟，通曹、卫，而渠引漳水溉邺以富河内，多在今观察所治地。水性迁移，而陵谷高下之势随以变，循故道求之，不可得也。善治民者防其害，以有董劝之方；善治水者收其利，以有蓄泄之术。望古以证今，因利而善道。观察往历辰、沅，通民情，兴水利，为有儒者之效。吾见其所治益大而功益盛，由河北诸州以溉之天下无穷也。[15]
陈宝箴的既善治盗又善治水，为知者所叹服。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河北道治下是个经济文化很不发达的地区，道员的官职权力亦有限，对右铭的才干而言，自非用武之地。
两年以后，即光绪八年（1882年），右铭擢升为浙江按察使。不过仅几个月，就因坐“王树汶案”，蒙冤罢职而归。此后过起了长期赋闲的生活。所以郭嵩焘发为感慨地说：“亦有志节声名，人望所归，几显用矣，而邅回郁塞，若或沮之，施焉而未闳，耀焉而未光，若吾右铭廉访，天下想望其为人，而又重惜其遇也。”[16]为陈宝箴的不遇而深自惋惜，并分析所以然之故：“廉访自远于荣利，而人亦因其自远而远之。”[17]可谓一语道破了右铭的性格特点以及何以升迁缓慢的原因。
光绪十一年（1885年），署理广东边防的彭刚直奏调陈宝箴去广东，右铭谢病未赴。次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又奏调，适值中法战争，右铭于是前往，先总理营务处，后任职缉务总局。又次年（1887年），黄河决口，河南巡抚倪文蔚奏请让陈宝箴襄助堵合缺口的工作。不久，朝廷简派军机大臣李鸿藻督办郑州河工，陈宝箴的才干得到李的赏识。但此次堵合之役，久拖不决，致使主事大吏，多名受到降调的处分，李鸿藻、倪文蔚也革职留任。右铭的专长洞见未被采纳，等于无功而返了。陈三立说：“府君性开敏，洞晓情伪，应机立断。而渊衷雅度，务持大体，不为操切苛细。少负大略，恢疏倜傥豁如也；及更事久，而所学益密，持躬制行，敦笃宏大，本末粲然。”[18]以散原的严谨和遣词法度，所述自然无半丝溢美之情渗透其间。
右铭先生此时已是众望所归，许多可称为晚清胜流的封疆大吏都注意到了这个人物并给以推荐。光绪十五年（1889年），复起为湖南巡抚的王文韶奏请陈宝箴“可大用”。明年（1890年），授右铭湖北按察使，视事三天后改为布政使，一年后又回任按察使。光绪十九年（1893年），因为韩日关系紧张，直隶总督李鸿章下令兴兵防海，京师戒严，朝廷任命右铭为直隶布政使，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鉴于东北亚态势严峻，中日已处于战争边缘，他提出了“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兵事十六条》。看到皇帝“宵旰焦劳、颜悴甚”，建议光绪帝读《御纂周易》，可以“得变而不失其常之道”[19]。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宝箴被任命为东征湘军的粮台，驻守天津，督师刘坤一赞其为历来“军兴粮台所仅见”[20]。
这时，右铭已准专折奏事。历经千难百曲、长期罢黜赋闲，在国家危难的时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天，未来大史学家的祖父陈宝箴，终于被任命为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已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 陈氏父子和郭嵩焘的知遇与交谊
不过写到这里，我想补叙一下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和郭嵩焘的特殊知遇与特殊情谊。
郭嵩焘在晚清胜流中是极重要的人物，其角色、地位、遭遇、影响，不是同侪流辈所可比并。他字筠仙，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即公历1818年，小曾国藩八岁，小胡林翼、左宗棠七岁，比陈宝箴大十三岁。湖南湘阴人，二十岁举于乡，中式。三十岁会试京师，赐进士第，与李鸿章、沈葆桢同科。也是从曾湘乡幕府中走出来的人物。他一生的最高官职，是1863年10月至1866年6月，当了两年又十个月的广东巡抚。他的最风光也是最遭人诟病的事情，是去英国出任第一任公使并撰写《使西纪程》。他和左宗棠同为湘阴人，又是儿女亲家，但彼此关系如同冰炭。他最佩服曾国藩，但曾公却认为他“过于任事”、“不可使权位兼隆”。惹是生非的王闿运得到他的眷顾最多，也给他增添许多麻烦。倒是李鸿章始终举荐他。虽有高才，却因为书生气和“性情笃挚”的特点，使他不适宜虚伪的官场生活。但他是晚清真正精通夷务并懂得如何处理与欧西诸国关系的第一人。只有陈宝箴深谙他的“孤忠闳识”及其思想与实践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