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那天邢丽浙和我的倒休难得对上，她把我领到崇文门瓮城月墙附近的菜市场。
在那栋像体育馆一样高大的拱圆形建筑里，我们像摇煤球一样，被挤到蔬菜部的柜台前。
她指着一筐冬瓜和土豆，光是问价，也不掏菜票。伙计拿着杆秤，不耐烦地说，都是凌晨刚从张家口运来的，保证新鲜。我见身后提着尼龙线网兜的人越排越多，就赶快拿了半斤蒜苗，拽她走了。
她兴奋地说，让给我行吗？不让你白买，请你吃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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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崇文门大街的石子路上，向西走出两站多地，过了新侨饭店，又过了巾帽胡同的锦芳小吃店，她都没有推门进去的意思。
她看上去，格外地有兴致。
后来走到台基厂，她终于进了一家叫三元梅园的店。
“新开张的乳酪店，你吃得惯吗？”
我看这个店挺素气的，就问她：“单卖这个还能开店呢？”她没理我，直接找服务员去了。
“同志，要一盘松仁乳酪，再来个燕麦双皮奶。”她流利地说着那些拗口的名字，就像初次见面时，在她手里噼啪作响的算盘珠子。我喜欢听她清澈见底的声音。
她脖子一扬，告诉我，这次店里调岗，把核算菜品利润的工作，分到她头上了。我说难怪，你的脸上，仿佛贴了喜字。她收起笑脸，定了定神，又说自己从没下过厨，对炒出一盘菜的分量、比例和价钱，更是一窍不通。我说这种事，你该找百汇，他抓菜是行家。她用瓷勺划着色如白霜的乳酪，轻声说：“知道的，我就是让你一起高兴高兴。”我们背后有一扇木雕的镂窗，阳光刚好能晒进来，又暖又痒的。她问我：“你那碗什么味道，让我尝尝。”我说：“不行。”她低下头说：“我还不喝呢。”两人就这样，好容易才安静下来，坐了很久。
不知怎的，我又说起了葛清，说他嘱咐我躲着点冯炳阁和陈其，还真没想到。她明显在开小差，双皮奶顺着瓷勺边，滴到了她印着**瓣的尖领衬衫上。我说可惜我已经得罪过冯炳阁一次了，她说咱俩半斤八两，她也差点跟陈其打起来。然后，两个人一边愁，一边笑，引得对面服务员直盯着我们看。
她嚼着勺子，眼睛转过来说：“都在一家店里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躲，你能躲到哪儿去。”她嘴角边沾了一滴白点，酸甜的奶香，散在周围，好像不论她讲什么，听着都入耳，都对。
“今天还是我请客吧，那天在邮票厂后门给你买了杨梅，没送出去，倒进了葛清嘴里。”
“真想给我，还有送不出去的？我们台州的仙居杨梅你吃过吗？个头比核桃还大，汁甜，果肉也多。”
女人似乎都不愿在一个话题上，耗太多的神，她又说起一直在她家门口修车的一个男的。
“前天我换个闸盒，这人说找不开钱，我告诉他不要紧，下次碰上再给我，一样的。结果直到今天，我都没再见到他！”她一连啧啧好几声。“真是的，你们北京人，就为这点钱，值不值？我们台州，卖奶的男人，把奶分装成一袋袋，塑料盆底下放好零钱，只留个牌子，便去忙了，你猜怎么着？”
我没有理会她。她推了我一下，继续说：“他晚上收摊时，奶全卖光了，钱是分文不差的，十几年，大伙全凭自觉。他自己盛奶，也要往里多加分量，这就是台州人。几万块，十几万块的生意，我们欠条都不打的。可见人和人之间，最看重的就是信任。”
我说：“能不能别张嘴闭嘴的总是‘我们台州’。”
她说：“你还不是一样，三句话不离葛清。”
我说：“我们这儿做生意，十几万块也不打欠条的。”
她说：“为什么？”
我直接说：“因为大家都穷，打了也没人借给你。”
她听了，脸都气成了紫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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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应了百汇，下午和他一起去三楼宴会厅读报。
《工人日报》被师傅们用茶缸子垫在案头，敲三家的敲三家，下象棋的下象棋。
这天有眼福，赶上面点的两个老大，趁着醒面，没事闲的，一人拿一根打荷叶饼的擀面杖，面对面坐好，敲鼓点儿。乒了乓啷的节奏，好听不说，还令人振奋，竟围了有两圈的人争着看。百汇问我，怎么样，不白来吧。我点点头，跟着看，跟着乐。
杨越钧铁青着脸，墩墩地走进来，所有人赶紧找位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