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
说“不”对野川来说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自由的真谛就在于你可以自由地说“不”。野川想起来自己原来意气风发到了那样的程度：任何人都不能勉强他做任何他不愿意做的事，整个世界似乎都顺从于他，自由得就像一个最强士兵应该有的样子。
虽然事实也不尽然如此。
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是一个有名的士兵，二十多年前误闯能源大楼而把它夷为平地的小孩就是他。是他的存在让人们发现共振的。
必须为当时大楼里近千条在爆炸中灰飞烟灭的生命负责的人，就是他。必须为后来政府对士兵惨无人道的压榨的人，也是他。他从小就习惯了人们对他又恨又爱又害怕，从小就习惯了背后多几双不必要的眼睛，这些眼睛盯得他无暇他顾，他只能拼命扮演好这个最强士兵，拼命假装这种天生的强大是祝福而不是诅咒。
但它就是诅咒。永远血淋淋地刻在野川背上的、从不愈合、不断裂开的诅咒。
慈安是少数几个他无法说“不”的人之一。野川很少去设想自己的爱情，因为他原本计划在十年前那件事里让自己牺牲。牺牲是最坏的情况；但更糟糕的是，在他仅有的对爱情那么一点点儿的崎岖幻想里，慈安像泉水一样圆满地涌了进去。
快活地，清凉地，温柔地，澄澈又珍惜的泉水，涌进了野川心里那一小块他以为不曾存在的幽地。
野川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不知道是不是某一次聚会喝了太多的酒，是不是某一次聊天掏了太久的心，是不是某一个玩笑突然之间成真了。野川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他只知道它确确实实发生了。
现在他对这个人的感觉可太复杂了。愧疚，爱，怨怼，愤懑，恐惧和渴望，这些感觉挠在心上就像妹妹挠猫抓板，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挠，可是她就是在挠，反反复复，溃不成军。
“让我想想，”野川听见自己说，“想想再答复你。”
现在野川的人生哲学就是，问题逃着逃着可能就没有了。但他在家里蒙头大睡了几天才意识到，慈安这个问题是不会逃着逃着就没有的。他已经是N大的音乐老师了，他就住在附近。即使他现在坐着轮椅行动不便，慈安要抓自己的时候，是从来没有失过手的。
倪星河和马明煦的电话他也躲了很多天。他们见过慈安了，倪和雅也一定告诉他们了什么，他们很担心。就连调查局的人都开始担心了，担心他足不出户这么多天，是不是又在密谋什么大事。
谁都猜不到他只是在躲一个坐着轮椅的音乐老师而已。音乐老师行动不便，却威猛地在野川心上行军。而野川捂着耳朵，就像十年前一样，假装自己什么也听不见。听不见慈安在喊自己的名字，听不见自己不啻惊雷的心跳，听不见他们俩命运交错的时候发出的沙沙声响。
他太累了。不管是当英雄还是当反派，十年过去了他还没有缓过来。他现在只想当一个小兵，在冲锋陷阵之前就丢盔弃甲。
他仰面躺在床上，把赤目岩一颗一颗往半空中抛，又一颗一颗接住，接住的时候每一颗都在他手心撞出火花。如果没有遇到慈安就好了，有时候他会这么想，如果他从来没有遇到过慈安，他的人生就会在能源大楼的爆炸中开始，在能源大楼的爆炸中结束，像一个落棋无悔的宣言书。
这一生他交的朋友，他觉得他们都是他的战友。战友总要接受战友即将牺牲，所以他不害怕离开他们。但是慈安不一样。慈安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是图书馆里和他靠着脑袋一起看过书的人，是因为他训练的时候受伤会难过得流过泪的人，是他在跨江大桥的顶端亲吻过的人。
如果他是艘船，那么慈安就是他的锚。慈安是握着他那双无所畏惧的战士的手，让他停在港湾栖息的人。从来没有别人让他觉得这么安心过，也这么“活生生”过。
他无法对慈安说“不”。有时候你就是需要一个人让你觉得不自由，让你不能去牺牲，让你注定要停留。
野川还在那儿满脑子都是慈安的时候，他的脑机接口又响了。是哲彦的电话。
野川的世界还有另一条规则：谁的电话都可以不接，但是哲彦的不可以。说实话野川有点儿害怕哲彦，哲彦是将军的儿子，但是他的体内没有共振。他有种比共振更可怕的气场，总是把野川和他的狐朋狗友们教训得服服帖帖的。
“我在弗洛伦萨，”哲彦说，“快要被倪星河烦死了。”
野川不敢说话。
“说是你又不去开店了？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你好歹接一下人家的电话。”
“不想接，”野川说，“江慈安回来了。”
哲彦在电话那头哧了一声，“找你报仇来了？”
“不是，”野川挠挠鼻子，“又喊我谈恋爱来着。”
“你不想谈拒绝人家就是了，”哲彦说，“拒绝人家然后买一张机票过来跟我谈。”
“不了不了，”野川说，“我喜欢人家，还不错喜欢那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