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民初中国的土地兼并仍不算特别厉害。然而中国乡村本不怎么互通，经济剥削和社会压制在不同地区可能有很大差异。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离县城远也是一种边远）地区，或出现非常规势力的地区（如大军阀的家乡），不讲规矩的土豪可能偏多，的确存在剥削或压制特重的事例。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在经济上和社会待遇上被逼向边缘者必众。
有些地方的民间社会自有其制衡约束的体制，如四川的袍哥便很起作用，故四川贫困地区的农民当兼职土匪（棒老二）的不少，参加红军的却不多。但在民间社会制衡不能起到有力作用时，那些地区反对既存秩序和既存体制的情绪必强，正所谓革命的温床。即杨荫杭看到的“不逞者乌合，即可揭神圣之旗”。[17]在这些地方，闹革命（革命而曰“闹”，尤具启发性）的主张实最有吸引力。与城市的新兴社群及新社会行为一样，乡村这些变化也是整体社会结构紊乱的后果。
杨荫杭以为：“民国之事，败于营棍子老卒者半，败于土棍地痞者亦半。土棍地痞，不配言自治自决，犹之营棍子老卒，不配言国权威信。”[18]他观察到的20年代中国总体社会景象是：各级当权者是政客军阀和土棍地痞，自不可恃；社会上具道德廉耻者多隐遁，老百姓又无心于国事，商人中有“商客”，读书人已处边缘，且学人中复有“学客”（详后）。这一片乱象的症结恰在于章太炎所看到的中国已无社会重心这一问题。
杨氏自己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国家固应有柱石，所谓中心势力也。共和国家以大多数之民意为柱石。即降而至于军阀国家，亦有统一之武力为之柱石。”但当时“民意既弃如弁髦，各藩镇有‘大者王、小者侯’之势，中央政府则自认为空空洞洞、飘飘****之物，是虽有‘国家’而无‘柱石’也。无柱石，是无国家也。”在这样的社会中，谁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杨氏的方案是“造成一种中心势力，以大多数之民意为基础”，[19]但那显然只能是一种美好而遥远的理想，在这样的中心势力未能造成之前，失去的社会重心总要有人来填补。剔去营棍、土棍、商客、学客等在杨氏眼中的贬义，他们无非体现出一些新兴社群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愿望和实际的努力。在众多边缘社群中，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既有参与意识也最有竞争力的一个。
[1]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重印于《历史知识》，1984年1期，44页；《救学弊论》，见《章太炎全集》（五），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147～15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3]金梁：《光宣小记》，见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28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4]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1918年9月20日），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3），1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5]沃丘仲子（费行简）：《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8辑，1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136页，台北，海天出版社，1957。
[6]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7]从社会史或社会学取向来研究职业革命家者，我尚未见到，其实这也是大可开拓的领域。
[8]冯友兰：《三松堂自序》，3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9]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文刊1921年9月27日《申报》），420～421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
[10]本段与下段，参见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2年2月26、28日《申报》），530、532～533页。
[11]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7月7日、1922年4月5日《申报》），49、564页。
[12]刘大鹏：《退想斋日记》，155、157页。
[13]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898页；鲁迅：《文化偏至论》，见《鲁迅全集》，第1卷，46页。
[14]章太炎：《救学弊论》，100页。
[15]章太炎：《在长沙晨光学校演说》（1925年10月），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8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刘大鹏：《退想斋日记》，336页。
[17]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5年9月25日《时报》），898页。
[18]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1年9月19日《申报》），414页。
[19]杨荫杭：《老圃遗文辑》（原刊1920年11月30日《申报》），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