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
近代中国以“变”著称：变得快、变得大，且变化的发生特别频繁。那时不论思想、社会还是学术，都呈现一个正统衰落、边缘上升的大趋势，处处提示着一种权势的转移。而各种变化中最引人注目者，当然还是西潮的冲击，即晚清人自己爱说的“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士人面临西潮**击，被迫做出反应，从而引出一系列文化、社会、思想、经济、政治以及军事的大变化，无疑是近代最重要的权势转移。
这并不是说近代中国本身没有问题。实际上，17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激增，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来重分配的调整甚于生产的发展，较难处置因人口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此外，清廷尚面临满汉矛盾这一更难处理的问题，而传统的“上下之隔”和“官民之隔”到晚清也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龚自珍在西潮入侵之前所写的《尊隐篇》中，已提到中国文化重心由京师向山林的倾移；由于京师不能留有识之士，造成“豪杰益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的结果。这些都在19世纪西潮入侵之前或同时，而文化重心的倾移正为外来文化的入据正统提供了条件。
中国士人在西潮**击之下被迫做出反应的进程是近代几个不可回避的重大主题之一，而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又是中外矛盾的关键。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时人所称的“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中国士人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结果，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思想界和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本文即主要从思想演变层面考察新的崇拜之形成过程。
既存研究一般都同意近代中国士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到政制再到思想文化的过程，也就是逐步认识到中国在这些方面都不如西方。但中国在中西竞争中实际仅在“器物”层面落败，何以会递进升级到“政制－文化”层面？从历代中外竞争看，元、清两朝异族入主，其失败之惨烈远在清季之上，却甚少有人主张蒙古人或满人的政制、文化要高于汉人，士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仍能保持。而在清季不过在沿海被打败，就对中国文化信心逐渐丧失。这里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的诱导，故本文首先探讨西人怎样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方式这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