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九点，突击搜查行动展开。
德斯克、陈知远与李岩守在指挥车中，听着耳机里传来的实时通讯。每一声脚步、每一次开门，都像踩在心脏上。
当警察推开卧室门时，画面通过隐蔽摄像头传回??
女孩躺在床上，双眼紧闭，手腕缠着绷带，床头柜上放着那支破损的录音笔，电源线已被拔出。她的母亲坐在床边，手中拿着一支注射器，药液尚未注入。
“住手！”为首的警官厉声喝止。
女人浑身一震，针管掉落。她抬起头，脸上竟无愤怒，只有深深的疲惫与崩溃：“我只是想让她睡个好觉……她三天没合眼了，一直在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受不了了……”
没有人嘲笑她的眼泪。
因为在那一刻，所有人都看见了同一个真相：这场悲剧中没有纯粹的恶人，只有被错误信念扭曲的爱。父母不是怪物，他们是被“必须治愈”的执念困住的灵魂，误以为消除痛苦就是拯救，却不知真正的疗愈始于接纳。
女孩被送往独立医疗机构接受保护性治疗。医生诊断显示，她患有重度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C-PTSD），长期处于高度警觉状态，神经系统已接近衰竭边缘。但她拒绝使用镇静药物，只提出一个请求：
“我想再见见那个画画的哥哥。”
见面安排在第三天上午。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病房，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陈知远走进来时，脚步很轻，像怕惊扰一场易碎的梦。
她躺在床上，瘦了许多，但眼神不再涣散。看到他的一瞬，嘴角微微扬起。
“你来了。”她说，声音沙哑。
“嗯。”他坐下，递上一只折好的纸鹤，“这是我今天早上折的。翅膀有点歪，不太好看。”
她接过，仔细看了看，忽然笑了：“比我第一次折的好多了。”
两人沉默片刻。
“你还记得展览那天你说的话吗？”她问。
“哪一句？”
“你说……你不是答案，你是问题本身。”
他点点头：“我记得。”
“我现在也想当一个问题。”她低声说，“我不想再假装‘我会好起来’了。我只想说：我现在很难受，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糟，但至少今天，我不想一个人扛。”
泪水滑落，她没有擦拭。
陈知远伸出手，轻轻握住她的手指。“那就不用扛。”他说，“你可以哭，可以骂，可以整整一周不说一句话。只要你还在，我们就一直在这里听。”
她点点头，闭上眼，任泪水流淌。
那一刻，病房里没有任何言语。只有窗外风吹树叶的轻响，像一首无人谱写的安眠曲。
数日后，女孩自愿参与一项新型心理干预实验??“倾听共同体计划”。该计划不再聚焦于“矫正情绪”，而是构建一个由幸存者组成的互助网络，成员之间定期交换匿名录音日记，彼此回应，不评判，不建议，只说一句：“我听见了。”
首期活动中，她留下一段话：
>“从前我以为，只要我不笑，别人就会离开。
>所以我拼命练习微笑，直到脸僵硬得不像自己的。
>后来我才懂，真正愿意留下的人，
>不是因为你快乐才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