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一名初一女生举起手，问班主任：“老师，我们上的课，是不是也在‘矫正’我们？”
班主任嘴唇颤抖，最终蹲下身，抱住学生，哽咽道：“对不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同一时刻，阳光小学、启航中心、市实验中学……十余所学校陆续爆发类似场景。有老师主动暂停课程，组织讨论；有学生自发收集传单；更有家长群集体要求校方解释“观察班”性质。
舆情彻底失控。
中午十二点，官方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教育局局长面色凝重：“针对近日流传的不实信息，我代表市教育局郑重声明：我市从未开展任何形式的思想控制实验。所谓‘清尘计划’纯属捏造，公安机关已锁定造谣分子赵某，正在全力追捕。”
台下记者追问：“为何多所学校广播系统昨晨自动播放相关内容？是否说明内部系统存在漏洞？”
局长语塞。
此时，直播画面右下角突然弹出滚动字幕：
>【突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宣布，将就“中国部分地区涉嫌对未成年人实施非自愿心理干预”一事展开初步调查。BBC、NHK、半岛电视台均已派出特派记者赴华申请采访许可。
发布会现场一片混乱。
赵卫红坐在一间偏僻网吧角落，看着直播，嘴角扬起一丝笑意。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真正的战斗，永远不在聚光灯下，而在每一个母亲哄睡孩子时的耳语里，在每一节课堂提问后的沉默中，在每一张悄悄传递的纸上。
三天后，国际压力加剧，国内舆论持续发酵。
“观察班”被责令全面停课，接受第三方审查。
十余名涉事官员被暂停职务。
《火种录》电子版在全球多个平台上线，下载量突破百万。
而赵卫红，最后一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是在城郊一处加油站。
他买了一瓶水，递给柜台后的少年一张纸条。
摄像头拍到，那孩子打开后，低头看了很久，然后重重点头。
之后，他消失在茫茫人海。
一个月后，南湖中学复课第一天。
语文老师李婉走上讲台，翻开课本，却没有讲课。
她拿出一本泛黄的手抄本，封面写着四个字：《火种录》。
“同学们，今天我们不上课。”她说，“我们来读一个故事，关于一个不肯闭眼的人。”
教室安静极了。
窗外，春风拂过树梢，蒲公英乘风而起，飘向远方。
某座城市角落，一把红伞静静挂在晾衣绳上，伞面微微晃动，仿佛仍在守护什么。
而在某个深夜，一台老式收音机自动开启，传出一段无人知晓来源的低语：
>“我是赵卫红。
>伞还在。
>疼也没忘。
>下一站，轮到你们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