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反的头疼袭来，不想多话，一屁股坐进中巴车里，本想缓缓，结果这一缓，活活缓到三点半，依然不见动静。四个司机模样的工作人员窝在值班岗亭里面嗑瓜子，烤火，唠嗑。
我气不打一处来，跳下车去喊：“两点十五就来买票，跟我说来不及来不及，结果这倒好，上车坐了快一个半小时！一动不动！这不是故意让人来不及吗？！还要观光车干吗？！说好了三点发车，到底什么时候走？！”
“谁跟你说三点发车？！”里边有人说。
“你们还有个准信儿吗？！卖票的跟我说三点！这都三点半了！我两点十五买的票，感觉已经耽误你们下班了？！”
骂完，终于有人动了。一个司机万般不情愿爬上驾驶座，发动车辆。我拉上口罩，墨镜，帽子，谁也不想理。这一路折腾，越想越窝囊，越想越气。我也不明白，自己这样自讨苦吃，到底是出了什么毛病。景区与自然似乎完全脱离了关系，变成彻底的人工场景：旺季来排队挨宰，人堆里挤；淡季来自讨没趣，爱理不理。
中巴车在山路上绕啊绕，转了无数个回头弯之后，突然间，央迈勇峰峰姿决然，跃入视野，壮美，肃静。司机喊了一声：“要拍照的，下车，一分钟。”因为心情恶劣，加上昏昏欲睡，我没有动。另外一对情侣下了车，站在观景台上，衬着雪山自拍了两张，估计太冷，哆哆嗦嗦就回来了。
又开了半小时，司机吼了一声：“终点到了，最后一班六点啊！六点！错过就没车了！”
两三个游客早已瑟瑟缩缩地站在终点站，等着上车返回。时间已是四点半，尴尬得要死：往前走，去卓勇拉措，肯定来不及；原地晃，坐车返回，又还剩太多时间，几乎等于白跑一趟。
放眼周围，草枯叶败，长长的铁栈道，像监狱的过道。我完全没想到，传说中的稻城亚丁，竟然因为这些粗粝的体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要不是因为当日没有航班，我简直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家去。心烦意乱之下，我低头刷手机。微信上，“人不狠，站不稳”关切地问我：“买到票了吗？祝你玩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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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挨到十点钟，终于坐上第一班进景区的大巴车，毕竟“来都来了”，也就去看看。车辆开动了，每个刚开始还兴致勃勃刷短视频、公放噪音的游客，二十分钟后全部昏睡过去。到了大巴车终点，换电瓶车，开到洛绒牛场，兜晃了一圈。美是美，但我只拍了一张照片——只有一张——就返回了。反正下面那段去牛奶海的路线也不开放，而我手套弄丢了。仅仅掏出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的工夫，手就冻僵了。
回到大巴车上车点，才十一点。而下午第一班回去的车，要三点。两辆大巴车就停在那里，但司机表示：“不能返回，这是规定。”
外面开始飘雪，云厚雾浓，什么都看不见，我不知道接下来整整四个小时，该干吗。又冷又饿，头痛，无聊，心情糟糕到极点。钻进车站休息亭，发现方便面卖完了。我要了一碗自热饭，和另一对无所事事的情侣一起，坐着刷手机。
但竟然还不是最糟糕的。
第三天一大早爬起来准备赶飞机，被短信通知航班晚点了：要足足推迟六个小时，下午才起飞。我绝望地看了一眼现在的时间，才早上七点，而我再也睡不着了。打开了电视，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广告，又刷了一会儿手机。关掉屏幕，我环顾这个县城小旅馆的房间，感觉自己活像小说里那些存心离家出走，去某个小旅馆里自寻短见的倒霉蛋。
一趟糟糕的旅途由如下三个原因组成：坏心情。更坏的心情。和最坏的心情。当然，构成坏心情的原因千变万化——很多时候，甚至不需要原因。它只会像个雪球，越滚越大。“你可以生气，但不能越想越气。”我对自己说着，努力深呼吸。
因为杀不死时间，只好败下阵来。击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在微博上刷到的一条评论：“为什么要出门玩儿呢，在家待着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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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个拷问，我穿上衣服，离开小旅馆，走上县城的街道，打算找地方吃早餐。时间太早了，人迹寥寥，路口甚至没有红绿灯。身披藏袍的老人，端着一杯水，在院子里刷牙。穿着橘红色工作服的清洁工，骑着三轮车慢慢经过，背心上的反光条都已败了色。几位高大的本地人聚在冷清的街角，专心抽烟。睡眼惺忪的孩子，坐在自家小卖部的柜台上，呆呆吞食面条，身旁是一个书包，垂头丧气地蠕成一团。这些生活现场，看似和任何地方都没有什么区别。
整条街上唯一冒着热气的门市，是一家包子店。我掀开厚重的棉布帘子，走了进去。意外的是，店内别有洞天，人声鼎沸，似乎此时此刻，全县城醒了的人们都聚在这里吃早餐了。老板和伙计们忙得脚不沾地，来不及收桌子，也没有空位。我站在小店的走道中央好像很碍事，有种逃学似的心怀不安。在等包子和豆浆端出来的间隙，我偷偷观察着这些踏实生活的人们——他们的方言，鞋子，神情，蘸醋的快与慢。一个顿悟降临了：生活是因为重复而失去光晕的。我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观察过我家楼下的包子店。
为什么要出门玩儿呢，在家待着不好吗——没错，“在家待着”不是不好，而是不够。因为真正的旅行，本来就不只是“出门玩儿”。真正的旅行，当然包括莫名其妙去了一座偏远的县城，啃包子充饥。但在走进包子店的那一刻，胃口就不再纯粹是饥饿，而是混杂着人类学家般的好奇，是一次小小、小小的田野调查。这口包子因此与自家楼下的包子，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和意义。
在家待着可以“读万卷书”，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仍需“行万里路”，走出自己的狭隘与偏见。试想如果人类有史以来，每一位祖先，都从来没有出门、探索、旅行、航海……或许我们现在仍然是山洞里的猿人，还在近亲繁殖，文明根本不会也无须诞生——轮子有什么必要呢？船有什么用呢？了解别的地方有什么用呢？历史可以停止在原始的状态：家里待着。
回应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洞穴隐喻：旅行，就是走出自我的洞穴，是对生命经验边界的突围、探索；因为出发，获得崭新的回归。
我原本恶劣的心情渐渐因为这口包子而变得鲜美起来。一个藏族小女孩大概是店主的女儿，在帮衬父母，有点不情愿地正在收拾桌子，我盯着她的发饰，结果一不小心被豆浆呛到了，咳得包子馅儿都喷出老远。嘈杂的店里瞬间安静，每个人都盯着我——不，这根本没有发生。别想多了，没有任何人会注意到我。
这只不过是一座普通县城的一个普通的早晨，本地人对往来游客见怪不怪，我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透明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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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行万里路，我不禁想起云南剑川沙溪。古镇中央的寺登街，曾经是马帮集市重地，南来北往的交易者在此买卖，中转，歇脚，从此往北，便是雪山高原了。随着马帮文化的消失，那里渐渐被人遗忘，建筑荒芜破败。不只是沙溪，类似很多集镇，都在历史的变迁中黯淡了下去。
1982年，昆明市与瑞士苏黎世市结为友好城市，国际交流学者重新发现了这个“茶马古道上幸存的古集市”。2000年之后，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组织（WMF）将沙溪寺登街列为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剑川县政府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空间与景观规划研究所签订了备忘录，开始共同组织实施沙溪寺登街复兴工程。
我第一次到剑川沙溪的时候，修复工作已步入尾声。建筑修旧如旧，带着历史的光晕复活了。我始终记得那个黄昏，四方街的大槐树下，一桌修复工作者正在喝啤酒，吃晚餐，低声交谈，他们的孩子也相当顽皮，绕着桌子来回奔跑。零碎的普通话、四川话、云南话与德语、法语、英语，相互交织在这个古老的广场，我被某种国际主义精神的浪漫打动了：他们的人生，像是一把飞翔的图钉，扎向滚动着的地球仪另一端，亚洲，中国，云南，剑川……一个叫沙溪的角落。我甚至猜想着，这些围坐一桌的远方来客，不仅修复了建筑，他们自己的人生，也因为这次遥远的旅行，得到了某种修复。
时间又过去近十年，到了第三次造访沙溪的时候，古镇已扩建过度，初具一座城市的形态。大规模兴建的仿古建筑群，摊大饼似的拓开一环、二环、三环……咖啡店、民宿、客栈，外围的门市众多，却又萧条，人迹寥寥。古戏台看起来比几年前更新了，漆色过分鲜艳，令人惋惜。不知多年前那批古建筑修复专家看到此景，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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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英国一度流行废墟美学，古希腊式的残垣断壁被刻意放置在园林中，作为装饰，营造崇高而庄重的氛围。西蒙·沙玛在《风景与记忆》中提到，那时候，一些英国贵族热衷于废墟写生，他们在夏季最好的天气里，带着马车队、仆人、随从，去乡下山间寻找古堡的废墟。他们在那里写生，饮酒，野餐。当地人渐渐发现了这一现象，为了吸引更多的贵族游客，赶紧将废墟修补起来，以期创造更多商机。但是，当贵族们呼朋唤友而来时，发现废墟被修葺一新，纷纷捶胸顿足，哀叹不已，再也不来了。
对此，西班牙学者圣地亚哥·贝鲁埃特在《花园里的哲学》中写道：“废墟中的浪漫崇拜不仅仅是绝望的表达，也不仅仅是对人类有限性的认识，它还是对一个时代——它自己的时代——提出抗议的体现，这是一个被认为缺乏英雄理想的时代……废墟成为‘记住你将会死亡’（mementomori）这一概念的现实映射，引导我们思考……时间终究胜利。”
我无意以一种天真的感伤主义来粉饰旧时的艰苦生活。我的意思是，借用罗曼·罗兰所说，“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不仅是个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如此的。纵然摩天大厦代替了山洞，中央空调代替了扇子，飞机代替了马匹，朋友圈代替了互相梳毛抓虱子……人类仍然保留着群居动物的原始组织欲望。古迹则映射着这种欲望的童年，青少年。
现在的沙溪，只是忒修斯之船[1]的影子。这艘船本身，已经消失了。历史的光晕已从崭新中脱落，沉入了虚无。它曾经古老过。就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那样，一座古城，也只能古老一次。
我想我不会再来了。
[1]亦称忒修斯悖论，是形而上学领域内关于同一性的一种悖论。希腊作家普鲁塔克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头逐渐被替换，直到所有的木头都不是原来的木头，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这类问题现在被称做“忒修斯之船”。——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