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历史轰然飙过，尘埃落定之后，新秩序下，人们还得照旧生活。生活与生存不同，生存可以将就，而生活就要讲究；生存遵循自然规律，而生活得遵循价值规律。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荣辱得失是价值规律。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告诉我们“闲情”是生活，生活是生存的偶得，必须料理好生存，生活的感应频率才会显现，在生存之闲时必须锦上添花，才是人的生活。
不必忌讳锦上添花，“添花”应该是人生的坐标。
李渔的一生，是一介寒士的奋斗史。
他总是涉险于贫困的边缘，起伏如冲浪，但无论浪尖还是谷底，无论前浪还是后浪，他始终会坐在浪尖上，抓住瞬间的峰巅，钟情于生活的审美，沉浸在生活的所有细节与趣味里，顽强地活出品位来。他对生活的挚爱，使他给予《闲情偶寄》的精神基调，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执着。他写作，带戏班子演戏，携一大家人游历，品吃、养生、造园子，把一个“芥子园”营造成生存与生活的“两重天”。事实上，有关生活的品位，他都不妥协。
李渔比张岱小十几岁，为同代人，两人时间重叠，但他早于张岱而逝。他们，一个生活在过去的回忆里，一个生活在当下。隐居后，张岱开始写《陶庵梦忆》，直到一百三十年后，1775年，乾隆四十年，这本书才面世。而李渔五十六岁时，便开始总结他的戏剧理论和生活美学，着手著《闲情偶寄》，1671年刻印全稿，与张岱的《西湖梦寻》同年付梓。看来，李渔没有读过《陶庵梦忆》，甚至在写作《闲情偶寄》时，亦未睹《西湖梦寻》。而张岱则有可能知道或看过《闲情偶寄》？不知两人是否有过交集，以张岱对戏曲的痴，不会不知道李渔，他在《陶庵梦忆》里说：“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尝比之天上一夜好月，与得火候一杯好茶，可供一刻受用。”这说明他们“性相近”呐，也许他们因生活于不同圈子而“习相远”。一个是富家纨绔，一个是乡里村娃，习惯必然霄壤。
李渔萍寄杭州发展时，张岱在绍兴快园隐居，还时常泛游西湖。不过，那时张岱已经隐逸，写作、挑水、莳田；而李渔正一边游走于达官贵人的府邸讨生活，一边在市场里寻求安身的方寸，以他有骨有节有性灵的审美原则，才不至沉沦于“唯物”的生存。
李渔身上有市井气，这是张岱不具备的。李渔是金华兰溪伊山头村人，游埠溪从村里流过，舟行数里，就到了游埠镇码头。码头，唐初就建了，唐代诗人戴叔伦曾放棹兰溪，有诗句“兰溪三日桃花雨”，此后有几位大诗人都来过。小时候，李渔常从游埠镇码头乘船到衢州看各种戏班子演戏。那时，镇上百业兴旺，码头有“三缸”（酱、酒、染）、“五坊”（糖、油、炒、磨、豆腐）、“六行”（米、猪、药、茧、竹木、运）、“十匠”（铁、锡、铜、银……）等，四方贾商云集。
中国士人一般都会自带诗文气，而对市井气则避之唯恐不及。一介寒士在体制外生存，必须有市井气。李渔就是这样，可以建园造景，可以自带戏班子，亦可写畅销书。不愉快就迁徙辗转，把一个大家庭背在肩上，或建在书斋园林中，一家人过着自由平等真爱的生活，艰难的生活硬给他过成了一首有结构的诗。
《陶庵梦忆》也写市井玩好，但那是“隔岸观火”式的观察与审美，而李渔则生活其中，被人以“俳优”鄙之。张公子是真“闲情”，他有富庶的家底和才情供他尽情挥霍，而李渔则是忙里偷“闲”，对他来讲，忙是生存，“闲”是生活，生活是精神和心灵上的闲暇，他只要有才情一项技能仅供差遣就够了。他没有像张岱那样披发归隐，而是选择了剃发，他把头发上交了大清王朝，算作“人头税”，同时，他把大脑以及情感与思想，作为“投名状”入伙了文化的江山，他要在文化的江山里艺术地活着。总之，李渔和张岱各持各的人格操守，各有各的命运吧。
汉文化到晚明的精致样式，定格在《陶庵梦忆》里，又在《闲情偶寄》里鲜活。林语堂说《闲情偶寄》可以看作是新一代中国人艺术生活的指南。
李渔还有一股豪杰气，一生结交很多朋友。在南京与曹雪芹的曾祖江南织造曹玺有走动，与曹雪芹祖父曹寅是忘年交，看来在《红楼梦》之前，那些经历易代的士人，不约而同对即将终结的晚明文化进行了一次重启式的彩排。如果说“重启”是一次文艺复兴的话，那么《红楼梦》则是这一次彩排的伟大成果。
沈三白浮生沧浪
北宋庆历年间，一位诗人在体制内很郁闷，便从开封府往“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的锦绣江南去，在江枫渔火处，购得一园，开始经营起自家的精神据点。
诗人临水筑亭，心似沧浪，故名之曰“沧浪亭”，自号“沧浪翁”，此乃苏子美也。
此后，光阴似箭，穿越了两三个王朝，又来了一介布衣书生，姓沈，名三白，身旁还有一位女子，亭亭玉立，眼色纤纤地落在潮湿的苔藓、古树皮的褶皱中，如惊鸿一瞥，那便是芸娘了。
俊男美女，轻罗小扇，借住于沧浪亭，伏于窗前月下，清风徐来，暑气顿解，品花赏月，其乐何之！
十八世纪的沧浪亭，还是可以登叠石远眺的。中秋日，三白携芸娘登亭赏月，晚暮炊烟四起之际，二人还可以极目四望，见西山，水连天，一片疏阔。
三白时时慨呼：“幸居沧浪亭，乃天之厚我！”芸娘也常叹：“自别沧浪亭，梦魂常绕。”那时三白困窘，倒也闲暇清淡，卖画为生，布衣蔬食，有芸娘相伴，可谓知己，然而，人有病，天知否？
沈三白，略晚于曹雪芹，两人身世、性情相似，都能诗会画，一个写了《浮生六记》，一个作了《红楼梦》，都有凄美的爱情故事，滋生在情感的原始湿地里，过着远离清廷体制的性灵生活。《浮生六记》中的“闺房记乐”，带给读者对爱情的审美寄托，不输于《红楼梦》的“宝黛”悲剧。沈三白与妻子芸娘，在沧浪亭里浮生，烹茶煮字，品花赏月，日子虽时有捉襟见肘，但他们物欲不高，日子过得如诗如画。三白喜谈《战国策》和《庄子》，前者是入世的，后者是出世的。芸娘也有自己的审美，她说学“杜诗之森严，不如学李诗之活泼”，根性里与夫君心有灵犀。
“人弃我取”是三白的生活美学观，他和芸娘的居所，名之为“我取轩”。可惜，怎奈红颜薄命，芸娘独自西去。三白笔下，不依不饶的悼亡，将芸娘兰心蕙质、典雅朴素的气度美，定格为中国文化对女性审美的标杆。
十九世纪末，王韬的妻兄在苏州的一个冷摊上，发现了沈三白的这本自传残稿，经王韬之手，《浮生六记》才得以流传后世。不知这位三白公子是怎样倾慕李白，反正，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的诗眼人生。
三白只是记录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看到却是一介布衣可供审美的自选集。人在“沧浪”中浮生，不仅可以像苏子美那样高蹈隐居，还可以像沈三白这样平淡地过日子。
林语堂读罢《浮生六记》叹曰：芸娘之美不可及。曹聚仁云游至沧浪亭，忽有所悟，叹息道：在那样精致的曲榭中，住着沈三白这样的画家，配着陈芸这样的美人，是一幅很好的仕女图，只有在工笔画里才能看到。
读《浮生六记》如品古画。
上大学时读丹纳的《艺术哲学》，厚厚的一大本。只记得被一句话如电火行空般击中，大意是每个人内心都会为艺术留有一小块方寸之地，只是看你有没有发现它。那一刻我发现了它，那蒙尘已久的对美的冲动就这样被擦亮了。是丹纳打开了我的审美天窗，使我坚信美与生俱来，是人性的元色，真善的底色。
读书，知性的参悟与知识性的了解是不同的，也许就是一个缘吧。我想，这十七本书以及它们的作者，都拥有一句话的审美启迪之力，阅读它们，得之一体一言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