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02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当时在天津任粮台的右铭先生，闻讯后痛哭失声，说：“这已经不像个国家了。”听说代表清廷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李鸿章，回国后还要在天津留任总督，陈宝箴说：“他早晨回来，我晚上就挂冠而去！”并说：“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猬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甯有是耶？其世所蔽罪李公，吾盖未暇为李公罪矣。”[84]从而拒不与李鸿章见面。诚如识者所言，甲午之败是不该战而战之败，因此尤堪哀痛。而早在1860年会试留京师期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右铭饮于酒肆，遥见火光，不觉槌案痛哭，举座为之震惊[85]。这些地方，都表现出义宁之学的得其大体、气节凛然而又独立不依的精神。郭嵩焘概括陈宝箴为人治事的特点：“其自视经营天下，蓄之方寸而发于事业，以曲当于人心，固自其素定也。艰难盘错，应机立断，独喜自负。”[86]自是知者之评。
义宁之学的气节操守和为人为学独立精神，还表现在论学论治不掺杂党派成见。陈三立说：“府君独知时变所当为而已，不复较孰为新旧，尤无所谓新党旧党之见。”[87]这些，对后来的史学家陈寅恪流品与风格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盖因党派之见，无非私见，而豪杰志士、学者之怀，在存乎公心。我们看右铭、散原、寅恪，何时因个体之私而与人与事？陈宝箴在湖北按察使任上，总督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不相得，但对陈宝箴都格外倚重。遇有处理事情失当之处，右铭总是椐理力争，使有芥蒂的双方均感信服[88]。有一次因襄阳知县的任用，张、谭发生分歧，张提出朱某，谭主张用张某，使得职掌按察使和布政使两司的陈宝箴左右为难，于是挂出两张告示牌，出个洋相给大家看。武昌知府李有棻请人提醒这样做不好，右铭说：“督抚目无两司久矣，吾欲使知两司亦未可侮也。”[89]后来撤销了张之洞的提名。按清朝的官制，藩台、臬台（两司）是省衙专管人事和司法的部门，右铭的抗争有维护责权的意思，有益于建立正常的吏治秩序。
五 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
研究陈寅恪的家学渊源，还必须讲到义宁之学的诗学传统。义宁陈氏一族，从陈宝箴开始，到陈三立以及三立诸子，全部能诗。陈三立是晚清诗坛“同光体”的执牛耳者，是近代的大诗人，世人所能知，本书相关章节亦时有所论，此处暂不详及，兹主要探讨陈宝箴的诗文修养和诗学风格。
陈宝箴不以诗人名，但他的诗文置诸晚清文苑，似可用高标狷峻、独树一帜来形容。今《陈宝箴集》所收之右铭诗文，各体文约八十余篇，诗三十余首，此外尚有数量更大的书信和奏章。前面我们已经欣赏了《上江西沈中丞书》《说学》《交卸浙臬篆并沥陈愚悃折》和《致欧阳润生书》等篇，其论说、章奏和书信三体文字的风致特点，已有所晤识。其识见高超、学理明通、论事剀切、文气充贯自不必说，更主要是廓然大公、一意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情操气节充溢于字里行间。晚年的曾国藩读了右铭的一册文稿，评为：“骏快激昂，有陈同甫、叶水心之风。”[90]可谓一语中的，不愧是文章泰斗、赏析大家之评。曾公点明右铭文宗陈、叶，亦可见其为学之渊源所自。而“骏快激昂”的四字评，陈宝箴文体风格的特点概括无遗矣。桐城方宗诚的评语是：“作者不沾沾于文，而自光明俊伟，气骨铮铮。论事文尤佳，最善于立言之体，叙忠节事尤有生气，此自性分所出也。”[91]亦不失为的评。郭嵩焘看了右铭的奏、议、书、牍、序、传等各体文章三十余篇，总的评价是：“右铭十余年踪迹，与其学术志行，略具于斯。其才气诚不可一世，而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之邃也。”[92]
至其诗歌，虽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十多首，然风格高古，意态从容，一派不可一世的大家气象，大有汉魏余绪。如《吴城舟中寄酬李芋仙》第二首：
相逢冠剑走风尘，十载论交老更亲。
诗有仙心宜不死，天生风骨合长贫。
本来温饱非吾辈，未必浮沉累此身。
官职声名聊复尔，秋风容易长鱼莼。[93]
此诗的颔联“诗有仙心宜不死，天生风骨合长贫”句，不仅对仗工整，意趣亦深醇隽永，既写出了诗人的性格节操，又抒发了理想怀抱。又如也是与李芋仙有关的《入都过章门》两绝句，其一作：“妙墨重劳品藻工，涛声万壑隐穹窿。良材偃蹇天应惜，肯作寻常爨下桐。”其二为：“岁寒不改真吾友，拔地干宵傍碧空。旧雨不来庭宇静，虬龙日夜起秋风。”[94]都是抒写怀抱的大气象、大手笔之作。而歌行体的《洛阳女儿行》《易笏山出都将为从军之行作长歌以送之》《湘中送胡筱筠大令解组归义宁》，纯是唐风唐韵，太白遗风。特别《长沙秋兴八首用杜韵》，沉郁苍茫，忧肠百结，寄托遥深，斯足以长太息者矣。此题之第五首前已征引，余如第二首颔联“岳麓有情还绕廓，湘源何处可乘槎”，第三首之五至八句“只觉英才为世累，不图前席与心违。茫茫绛灌知何限，相者从来但举肥”，第八首之颈联“江山灵秀供题赏，翼轸星文看转移”[95]，等等，俱为诗眼点睛之句，见出右铭宁可困顿无着也不肯违心敷衍的志节特操。
右铭尤善五古，代表作是《侨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入山咏怀》，共六首，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时值右铭六十初度，即将离开湖南赴湖北按察使任，故有是感。恰好我们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即诞生于是年的五月十七日，也许并非巧合也。斯六首《咏怀》，可作为陈宝箴一甲子的经历、怀抱、际遇、感悟的诗史来看。其第一首，感慨四季递嬗，流光易逝，通达富贵，过眼云烟，人生短促，蹙蹙何求，是悟透人生的证道导引。其第二首，追溯自己“少壮迫寇难，穷走困饥寒”的身世，及为了济世救世所走的艰难崎岖之路，六十年过去，屡经挫折，仍未见用。其第三首，写自己的万丈豪气，也曾在湘省在河北武陟一试牛刀，不无小小的怀抱舒展。其第四首，再写人才跋涉之难，不管手中有多少济世良方，反而可能受人讪笑，因为“豢龙人”太少了。本来浙江按察使一职应该是一试锋芒的机缘，而且开局那样成功，不料落得个连封赏的根基都失去了的下场。是非得失有何好说，还是守着妻小过在水上漂洗棉絮的日子罢。其第五首，追忆曾国藩出山与太平军作战的壮烈时刻，天下英才齐来曾幕，“湘乡驾群才，采干岩林空”，“由来昆仑凤，高栖择梧桐”。如此人才鼎盛的局面，还有出现的可能吗？其最后的第六首，索性连声誉、功名、文章、载籍、是非、得失，一起掀开底蕴，写道—
穷儒强解事，借口后世名。
后世乃为谁？遽足为重轻。
古籍汗牛马，糟粕非精英。
何况挟爱憎，是非汨其情。
丰碑既多愧，薄俗尤相倾。
文字亦俳优，小技安足逞。
太元覆酱瓿，幸有侯芭生。
秦人吏为师，何者是六经。
更阅千万岁，禽鸟亦双声。
人生本自得，吾心有亏成。
幽人葆灵台，清光耿霄雯。
但看天汉上，乃识严君平。[96]
我们的右铭看来是彻底看破世情了。不是吗？所谓人要在乎身后的名声，不过是儒者的说辞而已，“后世”是谁？“后世”在哪里？谁来衡量孰轻孰重？中国的古代载籍当然很多，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但很多都是糟粕。何况那些载籍的作者把个人的爱憎掺杂其中，是非已经被情感所汩没。因此称为丰碑的，不见得无所愧，世俗的习惯远比历史真实大。而文章一途，不过是雕虫小技，自然无所施其技。至于汉代扬雄的“玄之又玄”的《太玄经》，他的同时代大儒刘歆早就直言不讳地说了：现在利禄在前，学者们尚且不明白《易经》，阁下的《玄》，谁能懂得？你不是白受苦吗？我担心后来的人会把它当作装酱的瓦罐而已。不过右铭说，扬雄也许不无幸运，毕竟有一位河北巨鹿的后生名侯芭者，和他住在一起，喜欢听他谈玄。“六经”的重要不必说了，可是秦人“以吏为师”，“六经”还有地位吗？“禽鸟”两个字，“禽”的声母是“其”，“鸟”的声母是“尼”，不是双声，但过了千百年之后，也许会变成双声也说不定。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在于“自得”，在于问心亏不亏。这一点只有靠天地神明来作证了。不妨看看天上的银河，那是像自己的父母对待子女一样公平的。
就要赴湖北按察使的重任了，然而陈宝箴回思一生经历，并没有感到些许欢欣，而是充满空幻。本来嘛，这个职务，早在八年前他就得到了，仅三个月，就因“王树汶案”蒙冤而“茅土裂”。这次是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治下，结果如何亦甚难言也。我敢说，此《侨寓湘中六十初度避客入山咏怀》五古六首，置诸晚清诗坛，也是上乘之作。
另有五言古风《蝇》，三十四句，描摹群蝇成阵、染鼎逐臭的各种形态，并提出灭蝇的方法，期望能够安枕酣眠，最后以“乃知天壤间，实繁蝇与蠹”为结，颇似一篇寓言。[97]诚如范肯堂在陈宝箴《墓志铭》中所说：“公于诗文果不多为，为则精粹有法。”[98]这从他的诗学主张中也可以看出来，其《书塾侄诗卷》写道：
诗言志，志超流俗，诗不求佳，然志高矣。又当俯仰古今，读书尚友，涵养性情，有悠然自得之致。绵渺悱恻，不能自已，然后感于物而有言，言之又足以感人也。后世饰其鞶帨，类多无本之言，故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然即以诗论，亦必浸**坟籍，含英咀华，以相输灌。探源汉魏，涉猎唐宋人，于作者骨骼神韵，具有心得，然后执笔为之，不见陋于大雅之林矣。今侄且无肆力于诗，且先肆力于学。以侄之聪明才能，摆脱一切流俗之见，高著眼孔，拓开心胸，日为古人为徒，即以古人自待，毋自菲薄，毋或怠荒，他日德业事功，皆当卓有成就。以此发为诗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涌矣。况不必以词章小道，与专门名家者争优劣耶。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闻侄渐留意于书画笔墨之间，而未知向学，故书此以广所志，勉旃勉旃。[99]
这无疑是一篇完整的诗论，从中可以见出，高古尚实，脱却流俗，感而后言，而又要以学问为基底，是右铭先生的诗歌主张，同时也是他本人辞章的特点。而“日为古人为徒，即以古人自待”的规镜，与乃父陈琢如关于为学为人须“抗心古贤者，追而摄之”的知行观，如出一辙。
明白了义宁之学的渊源与宗主，我们就不会奇怪陈氏父子何以能够成为戊戌维新的主要角色，以及为造就日后的大史学家提供了怎样合适的家族传世之学的思想土壤。
2015年2月17日全稿竟
2016年5月3日改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