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封信分别写于1913年11月和1914年7月，从而可见其沉潜古学的精神和钻研的深度。而其研治范则不止于古文字、古器物和古史研究，实已返归六经，亦即罗振玉所建言的，如接续“三千年之教泽”“舍返经信古未由”。可知此一时期静安先生所致力的乃是大范围的“三代之学”。其所著之《流沙坠简》及其《考释》（与罗氏合作）、《简牍检署考》、《明堂寝庙考》、《秦郡考》、《生霸死霸考》、《胡服考》、《宋代金文著录表》、《国朝金文著录表》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外还有《颐和园词》也作于此时。总之寓居日本四年多时间，先生之学问大变，而收获成果之丰硕则为已往未有。他自己后来也说，此一时期“成书之多，为一生冠”[33]。其《丙辰日记》（1916）亦云：“自辛亥十月寓居京都，至是已五度岁，实计在京都已四岁余。此四年中生活，在一生中最为简单，惟学问则变化滋甚。”[34]
1915年春天，先生曾归国扫墓，因得以在上海与沈曾植相识。沈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钦用主事，观政学部，迁员外郎，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俄国股章京。曾参与康有为公车上书和张勋复辟。精通辽金元史及西北舆地之学，世有大儒之目。王的思想和学术旨趣与沈甚契合。沈欣赏王为罗振玉作的《殷虚书契考释后序》，以为可与言古音韵之学；并称赞王善于命题，趣说：“君为学，乃善自命题，何不多命数题，为我辈遣日之资乎？”[35]1919年沈七十寿诞，王为之序，极称乙庵之学的博大，写道：
世之言学者，辄伥伥无所归，顾莫不推嘉兴沈先生，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三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原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窖，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二氏，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若夫缅想在昔，达观时变，有先知之哲，有不可解之情，知天而不任天，遗世而不忘世，如古圣哲之所感者，则仅以其一二见于歌诗。发为口说，言之不能以详，世所得而窥见者，其为学之方法而已。
又说：
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36]
可以说给予了至高而不能再高的评价，我们由此可知静安之学的格致与归宿。而当1922年沈氏在上海辞世，静安先生的挽联写的是：“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更可见两人交谊之厚。
王国维回国扫墓停留上海期间，罗振玉也回国赴安阳考察，于是两人又会合于沪上，时间在1915年4月。罗振玉经王国维介绍结识沈曾植即在此时。第一次相见，罗向沈请教了古音韵问题，相谈甚得。加上对古籍图书版本和书画的共同爱好，他们应该有谈不完的话题。就一代通儒的学术气象而言，沈的标格，世罕其匹；就一个纯粹学人的为学精神而言，王恐怕应站在沈的右边。罗的所长在中西教育和甲骨金石器物，视野格局亦有可观。沈的所长在边疆史地和学养器识。而静安之学识固然，金石器物的过眼或逊于罗，但书画鉴赏的根底亦有可观。因其多了一层家学熏习，其父王乃誉的书画收藏及长期鉴赏经验，必然如同种子一般植入静安的文化血液之中。明了这一层，可以正解王、罗和王、沈之间的针芥之歧与针芥之合。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挽词》中对先生此一时期的学术景观有极为准确的评价：“大云书库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当世通人数旧游，外穷瀛渤内神州。伯沙博士同扬搉，海日尚书互倡酬。”[37]“伯沙博士”指的是法国的两位汉学家伯希和暨沙畹博士；“海日尚书”则是指沈曾植，意谓静安先生此时已成为与中外学界顶尖人物并驾齐驱的学者。
六
静安先生是在1915年4月，与罗振玉一起自沪返回日本的。但仅在八个月之后，即1916年丙辰正月初七，他便最终结束了浮海东瀛的五载光阴，回到他熟悉的上海，开始人生的新的旅程——当时恰值他的不惑之年。
静安在京都期间，长时间住在罗振玉家里，后罗氏虽为先生另租了房舍，但资用之大部分仍为罗氏接济。这种经济上长期依赖于他人的状况，必给静安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丙辰日记》元旦条写道：“自去岁送家眷回国，即寓韫公家，至是已八越月。去冬十二月，同乡邹景叔大令移书谓，英人哈同君之夫人罗氏拟创学问杂志，属余往任其事。”[39]哈同和他的夫人突然在此时出现，对当时的静安而言，无异于天时、地利、人和骤然凑泊一处，他的立即应允并马上成行正不足怪也。
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在上海做房地产生意，因而有机会踞有哈同花园。哈同夫人名罗诗，系混血，传说出身娼寮。其所办的“仓圣明智大学”，实相当于教人识字的小学或初中。哈同的主要管事者姬觉弥（号佛陀）也是颇遭疵议的人物，连沈曾植都说此人不足成事。但哈同主人和主事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是真实的。王国维知其利弊，虽出席了正月二十二日的开学典礼，但未就“大学教务长”之聘，而以专一主持编撰《学术丛编》为职司。此一期间王罗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对应聘哈同的不尽如人意的情形，以及如不合意将辞却他图，也对罗有流露，因此罗振玉在正月十七日的信中，对相关事体详加剖解，勖勉殷殷，写道：
得十一日手书，知景叔尚未见面，观此次大札语气和平，不似前函之严重，当不至决裂，为之差慰。弟意公仍以守初志，专意办报（学报内容仍愿闻），能兼教科更佳。弟所以以此相劝者，办学报与公平日学术有益无损，学堂则是长局。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不知尊意如何？方今谋食虽至艰，然以常理观之，断不致饿死。必欲舍此他图，以弟所知，若往昔杨子安之广学会，月谢百番，抗父诸君在商务，月薪亦百馀番，然每日必牺牲六七点钟，除去往复钟点，人已疲极，不复能修他业，若岁岁如此，学业终身无增长，况尚须我求童蒙，且（以下原件破损，少约二十字）者，而可决也。抑弟尚有厚望于先生者，则在国朝三百年之学术不绝如线，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此不但弟以此望先生，亦先生所当以此自任者，若能如前此海外四年余，则再十年后，公之成就必逾于亭林、戴、段，此固非弟之私言也。若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弟非无前人之资禀，而少撄患难，根柢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毫无成就，今且老矣，欲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补，所补能几何？顾影汲汲，绠短汲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择业与修学，相关至切，至于此次馆事，再三相渎，想不憎其（下缺十三四字）进退之小艺，亦须积二三十年之功力，乃可望成就，学术之难如此。[40]
罗的意思，办学报于学术有益无害，只要能“守初志”，就不必有太多顾虑。信中说的“我不与人以可侮，外侮无由而至，此即善为戒备之良法，若别有防御之策，即是过度，转启争招侮矣”，不失为深识老到的经验之谈，此语不是谁都可以讲出的。尤可难能者是对王国维学问的期许，认为如果能继续保持京都时期那样的学问状态，期以十年，当会超过顾亭林、戴震、段玉裁等清代诸大儒的成就。“以天挺之质，而以生活二字了之，岂不可惜”一语，尤恳切感人，可知当时的罗王交谊，可谓正处于蜜月期，而绝非利交之可为比也。
当认定下来在哈同只负责编撰《学术丛编》，静安先生就安心以赴了，在大通路吴兴里租到了合适的房舍，书籍也上了架，到二月二十五日，不仅《学术丛编》的编辑条例、刊前序言，以及第一期的稿件，都一一准备就绪。《学术丛编》的宗旨是：“专在研究古代经籍奥义及礼制本末、文字源流，以期明上古之文化，解经典之奥义，发扬古学，沾溉艺林。”[41]内容则包括经学、史学、文字学方面的新著，以及未刊或流行甚少的旧籍。经学注重三礼，旁及诸经。每月出版一编，每册八十页。与《学术丛编》同时刊行的还有《艺术丛编》，由邹安主编。经王之手，《学术丛编》共出版24期，王的许多关于金石、考古、音韵、文字学方面的文章都刊载于此刊。罗振玉这一时间的文章也比较多，有的也在《学术丛编》刊登。他们有些文字也刊登在《艺术丛编》上。说来也是静安先生为学的幸运，早年致力于西方哲学和美学的时候，有《教育世界》供他不断发表新作，如今在三代经典和小学研究，以及古史、古器物研究阶段，又有《学术丛编》和《艺术丛编》为他提供驰骋的园地。这一时期繁杂事务虽然多了一些，但精研学问无一日或停。我们不妨摘录一些此一期间的《丙辰日记》，以见他为学的精勤和诸多学术新创获。
须知，1916年农历一月和二月两个月，是静安先生刚从东瀛归来，与哈同主人商酌承担范围及安家等诸事猥集一处之时，然而就是在此种交错忙乱中，学术研治仍然少有停顿，并不断结出新的果实。
至于1916年下半年到1921年的五年时间，更是他生平最集中的学术繁盛期。这一时期的主要论著包括《生霸死霸考》《周书顾命考》《周大武乐章考》《两周金石文韵读》《汉以后所传周乐考》《名堂庙寝通考》《汉魏博士考》《毛公鼎考释》《魏石经考》《唐诸家切韵考》《五声说》《鬼方昆夷猃狁考》《西胡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等，都是代表王氏毕生学术成就的重要著作。其中《先公先王考》和《续考》，开启了甲骨研究的断代之学。而《殷周制度论》之刊布，更是佳评如潮。赵万里写道：“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页，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42]先生自己代罗振玉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也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证家之能事，而于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自来说诸经大义，未有如此之贯串者。”又说自己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其术皆由博以反约，由疑而得信，务在不悖不惑，当于理而止。其于古人之学说亦然。”又说：“今之学者于古人之制度文物学说无不疑，独不肯自疑其立说之根据。”[43]在写给罗振玉的信里他也说：“《殷周制度论》于今日写定。其大意谓周改商制一出于尊尊之统者为嫡庶之制，其由是孳生有三：一、宗法，二、服术，三、为人后之制。与是相关者二：一、分封子弟之制，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其出于亲亲之统者，曰庙制。其出于尊贤之统者，曰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皆不世之制（此殆与殷制同）。又同姓不通婚之制，自为一条，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于道德，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政治上之理想，殆未有尚于此者。文凡十九页，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惟文字未能修饰尽善耳。”[44]可以看出先生对此篇著述何等重视。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事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45]
如此清晰之理念、闪光之思想，很难想象是从静安先生那样羸弱的躯体中迸发出来的，而且是通过爬梳枯燥的甲骨文字得出来的不易之论。静安先生是纯粹的学者，固然；但他同时也是能够掘发潜德幽光的思想翘楚。
先生后来于1921年手自编定的《观堂集林》，集中汇辑了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集林》由乌程蒋氏出资以聚珍版印行，罗、蒋并有序言。蒋氏名孟苹，字汝藻，号乐庵居士，与先生同籍浙西，生年亦同。其“传书堂”是江南名藏，被称为海上三大藏书家之一。[46]此前蒋氏尝聘请吴县（1995年撤销）曹元忠编写藏书目录，但历时一年，未成一字。蒋早有聘王之意，因王与曹有旧，不忍遽夺；俟曹辞去，静安先生方应聘，但接事之后工作态度极为认真，为做好先期准备，用很多时间遍校各书，一一写出跋记，同时还为蒋氏撰写了绍其祖德的《传书堂记》。对王国维来说，这是继在日本得以尽窥“大云藏书”之后，再一次获得了遍览群籍的机会。先生为学的几个阶段，都有特藏之书供其饱览。尝说：“余毕生惟与书册为伴，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惟此耳。”[47]而为学之精勤，又非常人所能及。对王先生生平志事颇为了解的赵万里对此曾有过下述说明：“盖先生之治一学，必先有一步预备工夫，如治甲骨文字，则先释《铁云藏龟》及《书契前后编》文字。治音韵学，则遍校《切韵》《广韵》。撰蒋氏《藏书志》，则遍校《周礼》《仪礼》《礼记》等书不下数十种。其他遇一佳椠，必移录其佳处或异同于先生自藏本上。间有心得，则必识于书之眉端。自宣统初元以迄于今，二十年间，无或间断。求之三百年间，实于高邮二王为近，然方面之多，又非怀祖、伯申两先生所可及也。”[48]这一时期，先生还曾参与《浙江通志》的续修工作。沈曾植为总纂，先生与张尔田一起担任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值得注意的是，沈向王说明“通志”编写体例的一封信写得甚具大儒风采。信中称王国维为“大哲学家”（王挽沈之联语称沈为“更大哲人”，不知是否从这里获得灵感），并提出了“显学钜儒，实有关于一代风气者”的论断。[49]
七
写到这里，不妨看看静安先生安居上海期间，当时中国的时局、政治等背景方面有过一些什么样的突发事件、人物浮沉和文化变迁及其对静安的影响。首先一个大事件，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宣布自己是中华帝国大皇帝。结果招致全国性的讨伐，致使许多省份宣布独立。最后这位“大皇帝”也在千夫所指的困境之下，于1916年6月6日病故。
但一年之后，即1917年7月1日，矢志忠于清室的“辫帅”张勋将复辟的理想变成了复辟的行动，在康有为等的支持下，率所统辖之兵力进京，拥戴宣统皇帝溥仪恢复旧制，改甲辰年五月十三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同时加封了一批内阁阁丞和各部尚书，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重要的是，一向被静安先生尊为学术楷模的沈曾植也悄悄地北上任职，被补授为学部尚书。其离沪北上近乎秘密而行，与之交往频密的王国维完全被蒙在鼓里。待看到消息之后，罗、王二人的心理颇为复杂。设若此次复辟获得成功，而罗、王（主要是罗振玉）被排出局外，不免感到遗憾。故罗在致王的信里说：“弟初十致书乙老，言必趁正轨，斯言又幸中。惟此老持局外主义，弟始终不赞成。”[52]
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诋，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易地以思，利害可想。乙老等以前执迷不悟，今柄政矣，恐方针益惑。弟初欲与面陈此利弊，又恐有猎官之嫌（在弟自问虽无嫌，此老终不知我，或以为借此求出，亦未可知），又不忍不言。兹将报章携沪，又信一封，请送渠宅，询明渠在京住址，双挂号寄去为要（寄学部恐遗失）。
又说：
乙老果长学部，不出预料。弟意中兴诸臣，当以让德先天下，乃竟不能。弟幸免为之佐，乃深得前日面争之力，不然殆矣（若发表而不就，其怨弟尤甚矣。此老狭隘，终可虞，深为忧之。各部尚侍，颇多不妥，此老赞画居多）。然弟独不敢入都者，因彼必以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诸职相牢范，则去留都难。素公在政府，不过伴食，然此老虚心毅力，必不肯自认伴食，或就弟咨询行政，若采择二三，乙等必以弟为素党，门户水火，将于此始，党祸必不免。弟即不往，亦必然。[53]
观此函之措辞，似事前亦曾有约罗参与其中之微意，并可能于事成之后委以“大学总长、或国子监丞、图书馆长”等职，因前此罗恰在沪，与寐老相晤应非止一次，故当面婉拒云云必有来历。可是又想对沈寐叟等“中兴诸臣”有所建言，希望“诸臣”们能够“以让德先天下”。那么请王代寄的致沈信件，应大体不出这些内容。但罗对沈的不满溢于言表。至信的开头“此次我邦成功，不借东力，彼邦人士凡所以诅咒谤诋，无所不至，然则借彼力而成功，为彼所至快可知”等语，则似暗藏玄机。盖罗氏并非不赞成复辟，他没有想到的是，没有借助东瀛的力量却获得了“成功”。后来溥仪住进日本大使馆，乃至最终沦为日人的傀儡“皇帝”等事件，罗氏的态度可通过此函关于东瀛一段语词中窥知一些信息。
实际上，静安先生素所尊敬的沈寐叟确实在事败后不久即回到了上海，时间在1917年9月8日左右。嗣后直到沈病故，静安与之来往更为频密，几乎是几天就能一见。罗振玉致沈的信笺也经常请静安面交。他们谈学问、谈图籍版本和书画的同时，也每每谈及时局和政治。谈得不洽的情况也发生过，如1918年12月3日，静安致罗振玉的信中写道：“昨往寐叟处，又以无意开罪。因渠前次将贵州汉刻交维，归后读之，乃全系赝刻，以示景叔，景叔即退回，不复付印。昨面交还，因言此刻人谓为赝，维以文章观之，亦有未妥之处，不料大触其怒。本知此语当忌，又思将来不印，又必不妥，故遂告之。当时虽无言，然谈次及日本那珂、白鸟旧事，渠谓日本人尚知敬重老辈，今中国北京已非昔比，上海人则更骄，即如汉刻一事，彼等竟敢断定为伪。余（叟自称）固知上海评骘书画皆由掮客把持，学问亦由一种人把持，凡学术上之物非由彼辈出者，皆斥为伪也云云。此语亦有因。因寐初问此刻曾著录否，维归检《汉石存目》无之，次日因报以书。维不与辨，又敷衍少时而去。此后威海卫路虽不能不往，将视为畏途矣。”[58]诚然，乙老生于道光三十年庚戌（公元1850年），比静安长三十七岁，则静安在沈的面前则为晚辈矣。但此次愠怒没过多久也就缓过去了，可知情绪是一时之事，惺惺相惜的学谊才是恒久之事。
1919年农历四月，罗、王联姻，王之长子潜明娶罗的三女孝纯为妻[61]，成为儿女亲家，两人之关系又进了一层（两人之失和亦由此埋下种子）。这一年，罗振玉也回到国内在天津赁房安居，本来准备住在上海，王国维已经在哈同花园附近看好了一处居所，后来罗氏选择天津应与升允有关。罗回天津后，王亦曾赴天津罗宅小住养病，据记载是1919年农历八月十八日赴天津，九月十一日左右返回到上海。
此时，先生尝多次接到北京大学欲聘请为导师的邀请，均婉拒。1918年6月26日，静安先生在致罗振玉的信里写道“京师大学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学及宋元以后文学之请。”又说：“闻尚有第二次人来，将来拟以哈园一信复之。”[62]1922年8月，北京大学又有专人以马衡的亲笔信面交，并送二百元作为两月之薪水，静安作书婉谢并退还修金，但同意保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的名义。他在同月8日致罗的信中写道：“仍许留名去实，不与决绝，保持一线关系，或有益也。”[63]其致马衡的信里写道：“前者大学屡次相招，皆以事羁未能趋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导师见委，自惟浅劣，本不敢应命。惟惧重拂诸公雅意，又私心以为此名誉职也，故敢函允。不谓大学雅意又予以束修。窃以导师本无常职，弟又在千里之外，丝毫不能有所贡献，无事而食，深所不安。况大学又在仰屋之际，任事诸公尚不能无所空匮，弟以何劳敢贪此赐，故已将修金讬交张君带还，伏祈代缴，并请以鄙意达当事诸公，实为至幸。”[64]后由于马衡又恳切致函，至8月底才决定收下修金[65]。但是年季秋，先生即致信给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66]，拟出“研究发题”四项，作为北大国学门的参考选题。
关于《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发题，静安先生写道；“古今言语文章，无不根据于前世之言语。今之言语中，有元明之成语；元明言语中有唐宋之成语；唐宋言语中，有汉魏六朝之言语；汉魏言语中，有三代之成语。凡此成语，率为复语，与当时分别之单语，意义颇异，必于较古之言语中求之。今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元明以上之言语中；汉魏六朝之成语，我辈得求之于三代言语中。若夫诗、书为三代言语，其中必有三代以上之成语，然今日所存言语，无更古于三代者，其源既不可求，其语亦遂不可解，然犹可参互求之。”[67]并举《诗·鄘风》“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为例，说明此“淑”字不应以“善”训，而是与古“吊”字同。又“不淑”有“不幸”之意，是“古弔死唁生之通语”。又如另一古之成语“陟降”，可转为“陟各”，亦可转为“登假”或“登遐”等，静安因之得出了“古之成语不能以分别之单语解之”的结论[68]。静安先生可谓循循善诱，在发之以题的同时，又以具体案例加以解说，对初学者的启发可以想见。
其于古字母之研究，则写道：“一字之音，有母有韵。古韵之学，创于宋人，至近世而极盛。古字母之学，创于嘉定钱氏，同时休宁戴氏亦作《转语》二十章，而其书不传，其流亦微。惟番禺陈氏作《切韵考》，始据《广韵》中反切以求中古字母之系统，其所得与等韵家之三十六字母不同。至于古音中之字母，则尚未有论其全体者，此亦音韵学上一阙点也。此问题不待说明，所当说者，材料方法耳。今举其委，约有五端：一、经传异文。如《尚书》古今文、《春秋》三传，实同名异，往往遇之。汉儒注中，某读为某，亦其类也。二、汉人音读。古注中某读如某，某读若某是也。三、音训。如‘仁’‘人’，‘义’‘宜’之类。《释名》一书，所用以相释者，什八九皆同母字也。四、双声字。如‘玄黄’‘觱发’‘栗烈’之类，皆同母字也。五、反切。孙炎以下，至于徐邈、李轨之音，见古书注及《经典释文》者是也。苟以此数者参互相求，但顺材以求合，而不为合以验材，仿顾氏《唐韵正》之例，勒为一书，庶几古字母部目或睹其全，不让古韵之学专美欤！”[69]
其于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又写道：“联绵字，合二字而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前人骈雅、别雅诸书，颇以义类部居联绵字，然不以声为之纲领，其书盖去类书无几耳。此等复语，其变化不可胜穷，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如风曰‘觱发’，泉曰‘觱沸’，跋扈曰‘畔援’，广大曰‘伴奂’，分散曰‘判奂’。字虽不同，其声与义各有其相通之处。又如雨之小者曰‘霢霂’，草之小者曰‘蘼芜’、曰‘緜马’，木之柔者曰‘木髦’，虫之小者曰‘蠛蠓’；状草木之细密曰‘覭髦’，状鸟之小者曰‘緜蛮’；殆皆与‘微’字之音义相关。辞赋既兴，造语尤伙，乃至重叠用之，如《离骚》‘须臾’‘相羊’，见于一简之中；《上林赋》‘湢测’‘泌瀄’，‘谽呀’‘豁閕’，叠于一句之内，其实为一语之变化也。若集此类之字，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肋之事业欤。”[70]
盖先生一经答允导师之任，便冀图有贡献于诸生，而不愿徒托空名。
八
1923年王国维到北京入值南书房，开始了他生命的一个特殊段落，也是造成他最后归宿的一次转折。
辛亥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在溥仪当了三年皇帝之后，下诏逊位，但仍住在紫禁城，一应礼仪体制，继续保持皇家气派，所以才有“遴选海内硕学入值南书房”的举措。溥仪的谕旨是1923年农历三月初一发出的，同时选中的还有杨锺羲、景方昶、温肃。杨、景、温都是进士出身，只有王国维是举人身份。此事的关键人物是升允。升允是蒙古镶蓝旗人，当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江西巡抚等。他反对清帝退位，是个强硬的复辟派。1913年走东瀛，曾参加“宗社党”，谋求日人给予支持。1917年张勋复辟，他是积极参与者。罗振玉与升允交厚，升允从青岛移居天津，是罗的主意，而罗回国选载天津而不是上海，也与升允有直接关系。因此推荐人虽是升允，牵线人必为罗振玉无异。入值南书房的消息，也是罗写信到上海告诉王国维的。
王国维到北京的时间是1923年5月31日（四月十六），5月28日先到天津晤见罗振玉，6月1日觐见，算是报到。6月2日谢恩，溥仪告诉他：每日进来入值。只是随口说的而已，由于赶上建福宫失火，入值办法一直未能确定下来。直到7月14日（六月初一日）方发出“谕旨”：“加恩赏给五品衔，并赏食五品俸。”六月中旬决定每六日入内一次，对先生而言，是很闲暇的。他感受到了京城的寂寞。而笔墨应酬却不少，虽不善书，扇面写了二三十幅。接近年关的十二月初二（1924年1月7日）又奉“谕旨”：“着在紫禁城骑马。”虽时候早已是民国，王国维仍视为“异遇”。为尽职分他做的很郑重的一件事情是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一向为研究者所注意的《论政学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