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汇再去说情，让我又见了葛清，我攒了很多别的事，讲给他听。比如，小邢嫌我吃饭口重，总为这个和我掐架。比如，店里批到三十多只火鸡，派陈其到库房管，结果几十斤一只的好东西，全长毛了，齐书记拎着鸡去找杨越钧，老人又把他分到锅炉房。还比如，大红门送来的鸭子，白是白，就是没味儿，也小。我惦记着涿州的鸭场，想试着跟店里申请。我每说一句，就盯着老头的脸看，他始终像个泄了黄的鸡蛋，眼神浑浊，默无可答。
我告诉百汇，老头的精气神儿都散了。好歹他手艺还在，里面的人也要吃饭，你找人通融通融，把他送伙房里吧。百汇有些犯难，说劳教比监狱都严，规矩也是自己定的。再说一百多人挤在一个小围场里放风，精气神能不散么？我说就因为规矩是自己定，才来求你。百汇又笑了，想想葛清也是，养一辈子鸭，老了老了，却被人当鸭子圈起来。我一把揪着他的衣领，问他菜谱还想不想编了，他左右看看，说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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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里人都说，屠国柱这孩子，仁义。万唐居和葛清的雇佣关系早解除了，他还要大三九天的，每礼拜从店里蹬到大兴，给老头送饭。
只有我知道，这不是仁义，是债。
每见葛清一面，就发现他又瘦了一圈，直到他的脸，像是削劈了的木衬条。我会想，这债怕是还不清了。
这样差不多过去一年，渐渐地，两人也习惯了，我讲我的，他听他的。有一回，我告诉他，最近戴大檐帽的天天来查后院，说烧木头总是不安全，问能不能改成液化气，要咱们适应新生事物。我说我坚决不答应，所以这阵子可能顾不上来看您了。老头听了，脑瓜僵住半天，下巴颏鼓成了核桃，也没有讲什么，只是紧紧望着我，点了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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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下午，难得暖和一些，小邢下班后便拉着我，去逛北线阁菜市场，她想亲手蒸几个菜团子让我给葛清送去。我正看她蹲在一排竹编筐前，掐胡萝卜叶，然后放秤上称重。这时有人敲我肩膀，回过头，齐书记也推一辆自行车来买菜。
他跟我说：“葛师傅要出来了，你指定想不到你师父托了多少层关系，他才全须全尾地没出意外。”刚讲一半，小邢靠了过来。齐书记问：“兄弟，借一步说话？”她白了我们一眼，又去隔壁摊位继续挑。我说：“您别见笑，说多少回了，劳教所又不是病房，再好的吃食也不让送，偏不听。”书记脸一晃，说：“不碍事。”又从车筐的公文夹里，抽出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纸。
“街道刚发下来的，你看看。”
我接过手里。
“店里也同意了，遣回原籍，可了我一桩心病。”
“雇佣关系都没了，店里还给得着意见？”我问。
“档案还在我这儿，怎么给不着。没有再好的结果了，否则这块烫手的山芋，你拿？”他瞧了瞧不远处的小邢，把嘴贴到我耳边。“我们一致研究，都知道葛师傅一直是你照料，后面的事，怎么把他送出去，还得劳你多费费心。请神容易，送神难，要紧的是，别让老头节外生枝，就像上次写信的事。他一走，将来掌灶的位子，你师父还不是要留给你？功劳摆在这儿呢。”
我正不知该说什么，就听小邢在远处喊。
“屠国柱，你眼睛是用来出气的？我拎这么重的东西，也不知道过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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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清被人带到南站时，天空飘下来很多雨，有花椒粒那么大。
他要坐够十八个小时的车，第二天才能回到老家。
这趟车有很多人等着被一起遣送，他只是其中一个，最瘦的一个。
那节车门两边，守着一队民兵。
老头不抽烟，也不东问西问的，只等着站好队，拿上票，就上车了。他孤单地走上月台，像一张包糖用的糯米纸，仿佛沾上雨水，就会消失掉。
我扭头让百汇帮我把包打开，他说：“这雨下得，哥，你是该加件衣服了。”我披上一件一九七八年返城时穿的旧军袄，回过身就从民兵中间穿过，进到车厢里面，找葛清。
摸着良心讲，我当时肯定希望老头留下一句话再走，什么话都好。可是他没有，我也知道，所以等我挤到他面前时，也没准备什么客套话。他缩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面前放着别人的铺盖卷。他仰起脖子，惊栗的目光，我现在都还记得。我伸出胳膊，告诉他，人可以走，档案留下，赶紧拿给我，他没明白什么意思。我感觉火车有点发动了，就直接用手掏向他的怀里，生生把他一直揣着的档案袋抽走了。
火车开走时，我连头都没回，急忙忙从候车室往外跑，百汇差一点跟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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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每次我经过那间小饭铺，店主总要问一句，你师父呢？我听了，心里像横了块大石头，到晚上就更觉得憋闷。
“你嘴里苦不苦？”小邢拿着一片杧果干，要塞给我，我不吃。“不行就到街东的健宫医院瞧瞧，要是内病，不好耽误的。”
“那也要先跟师父请过假。”
“明天杨越钧要核成本，会去切配间查领料和配份的称量，你就直接找他呗。”她立刻接过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