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孔门弟子
《史记》有《仲尼弟子列传》一卷，记孔子弟子七十七人的姓名年岁甚详。我以为这一篇多不可靠。篇中说：“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这话含混可疑。且篇中把澹台灭明、公伯僚都算作孔子的弟子，更可见是后人杂凑成的。况且篇中但详于各人的姓字年岁，却不记各人所传的学说，即使这七十七人都是真的，也毫无价值，算不得哲学史的材料。《孔子家语》所记七十六人，不消说得，是更不可靠了（参看马骕《绎史）卷九十五）。所以我们今日若想作一篇《孔门弟子学说考》，是极困难的事。我这一篇所记[1]，并不求完备，不过略示孔子死后他一门学派的趋势罢了。
韩非《显学篇》说：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道藏本良作梁）之儒，有孙氏之儒（即荀卿），有乐正氏之儒。
自从孔子之死到韩非，中间二百多年，先后共有过这八大派的儒家。这八大派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如乐正氏，如子思，都是第三代的；孟氏孙氏都是第四或第五代的；颜氏仲良氏今不可考；只有子张和漆雕氏两家是孔子直传的弟子。今试作一表如下。
最可怪的是曾子、子夏、子游诸人都不在这八家之内。或者当初曾子、子夏、子游、有子诸人都是孔门的正传，“言必称师”（《论语》十九曾子两言“吾闻诸夫子”，《礼记·祭义》乐正子春曰“吾闻诸曾子，曾子闻诸夫子”），故不别立宗派。只有子张和漆雕开与曾子一班人不合，故别成学派。子张与同门不合，《论语》中证据甚多，如：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十九）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十九）
子张是陈同甫、陆象山一流的人，瞧不上曾子一般人“战战兢兢”的萎缩气象，故他说：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十九）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同）
又子夏论交道：“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驳他道：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欤，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欤，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
看他这种阔大的气象，可见他不能不和子夏、曾子等人分手，别立宗派。雕漆开一派，“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韩非子·显学》篇）乃是儒家的武侠派，也不配做儒家的正宗（王充《论衡》说漆雕开论性有善有恶，是非性善论）。只可惜子张和漆雕两派的学说如今都不传了，我们如今只能略述孔门正传一派的学说罢。
孔门正传的一派，大概可用子夏、子游、曾子一班人做代表。我不能细说各人的学说，且提出两个大观念：一个是“孝”，一个是“礼”。这两个问题，孔子生时都不曾说得周密。到了曾子一般人手里，方才说得面面都到。从此以后，这两个字便渐渐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势力。
孝孔子何尝不说孝道，但总不如曾子说得透切圆满。曾子说：
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次能养。（《礼记·祭义》）
什么叫做尊亲呢？第一，是增高自己的人格，如《孝经》说的“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劝父母”。第二，是增高父母的人格，所谓“先意承志，谕父母于道”。尊亲即是《孝经》的“严父”。《孝经》说：
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谓尊严其父），严父莫大于配天。
什么叫做弗辱呢？第一即是“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祭义》所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子全而归之”，也是此意。第二，是不敢玷辱父母传与我的人格。这一层曾子说得最好。他说：
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亲，敢不敬乎？（《祭义》）
什么叫做能养呢？孔子说的：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二）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敢不违，劳而无怨。（《论语》四）
这都是精神的养亲之道。不料后来的人只从这个养字上用力，因此造出许多繁文缛礼来，例如《礼记》上说的：
这竟是现今戏台上的台步、脸谱、武场套数，成了刻板文字，便失了孝的真意了。曾子说的三种孝，后人只记得那最下等的一项，只在一个“养”字上做工夫。甚至于一个母亲发了痴心冬天要吃鲜鱼，他儿子便去睡在冰上，冰里面便跳出活鲤鱼来了（《晋书·王祥传》）。这种鬼话，竟有人信以为真，以为孝子应该如此！可见孝的真义久已埋没了。
孔子的人生哲学，虽是伦理的，虽注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却并不曾用“孝”字去包括一切伦理。到了他的门弟子，以为人伦之中独有父子一伦最为亲切，所以便把这一伦提出来格外注意，格外用功。如《孝经》所说：
父子之道，天性也。……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
又如有子说的：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孔门论仁，最重“亲亲之杀”，最重“推恩”，故说孝弟是为仁之本。后来更进一步，便把一切伦理都包括在“孝”字之内。不说你要做人，便该怎样，便不该怎样；却说你要做孝子，便该怎样，便不该怎样。例如上文所引曾子说的“战阵无勇”，“朋友不信”，他不说你要做人，要尽人道，故战阵不可无勇，故交友不可不信，只说你要做一个孝子，故不可如此如此。这个区别，在人生哲学史上，非常重要。孔子虽注重个人的伦理关系，但他同时又提出个“仁”字，要人尽人道，做一个“成人”。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只是仁，只是尽做人的道理。这是“仁”的人生哲学。那“孝”的人生哲学便不同了。细看《祭义》和《孝经》的学说，简直可算得不承认个人的存在。我并不是我，不过是我的父母的儿子。故说：“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又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的身并不是我，只是父母的遗体，故居处不庄，事君不忠，战阵无勇，都只是对不住父母，都只是不孝。《孝经》说天子应该如何，诸侯应该如何，卿大夫应该如何，士庶人应该如何。他并不说你做了天子诸侯或是做了卿大夫士庶人，若不如此做，便不能尽你做人之道。他只说你若要做孝子，非得如此做去，不能尽孝道，不能对得住你的父母。总而言之，你无论在什么地位，无论做什么事，你须要记得这并不是“你”做了天子诸侯等等，乃是“你父母的儿子”做了天子诸侯等等。
这是孔门人生哲学的一大变化。孔子的“仁的人生哲学”，要人尽“仁”道，要人做一个“人”。孔子以后的“孝的人生哲学”，要人尽“孝”道，要人做一个“儿子”（参观第十篇第一章）。这种人生哲学，固然也有道理，但未免太把个人埋没在家庭伦理里面了。如《孝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