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回行在露了一面后，特地带上此前的先行官孙继皋，显然有用处的。
说起正事，孙继皋便没了功夫纠结皇帝的称呼。
他很快进入了角色：“好叫金轮法王知道，徐州各县的供赋，无论是额量还是种类，都相对固定。”
“太祖至孝宗时，每年征收税米26177石4斗6升3合2勺，内荒地5571顷73亩，实在行粮地31944顷94亩，该徵折色银40631两6钱4分。”
“嗣至景泰二年止，升科免豁，续有增减，实该地30498顷30亩9分，共徵折银39406两1分6厘。”
徐州田赋的缩水，很大程度上不是什么弊政，只是黄泛影响之一罢了。
简而言之，徐州一府之地，田赋一直在4万两左右，一个并不多的数字。
“至弘治初，加徵银151两6钱9分，补齐了部分缺额。”
“嘉靖时，徐州因人丁节年滋生，参差不一，户部曾有加派，但不过二年，徐州黄泛成灾，加派部分便被世宗免除了。”
朱翊钧听得世宗主动免赋，忍不住稀奇地看了一眼孙继皋。
他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了一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
孙继皋脸色一黑。
皇帝装和尚也就罢了，还真就念起佛偈挖苦起祖宗了——谁听不出来皇帝这是暗指世宗免赋就是“心生”，此后疯狂揽财就是“心灭”？
朱翊钧手中空空，暗衬稍后上街得再买串佛珠，口中仍是云淡风轻的高僧模样，继续问道：“漕课呢？”
运河经行的几个州府，都是要缴漕课税的。
不仅如此，漕运课税还要负担火耗的部分。
譬如浙江、湖广、江西三省，以及直隶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府，每年合计漕运入京二百五十万石漕粮，沿途至少损耗二三成，少的这部分，就要摊派到运河沿途州府的“粮里人户”——加船耗米，对船兑粮。
这些税额也是大头。
孙继皋作为先行官，查阅府志，探访人情，本就是本职，与皇帝微服私访前，也是做足了功夫。
此刻他几乎脱口而出：“回陛……法师的话，自永乐六年起，朝廷颁布恩诏，定每年漕粮税额为12337两1钱3分，承诺‘永不加赋’。”
听到这里，朱翊钧忍不住打断：“永不加赋？出家人可不打诳语。”
孙继皋瞥了瞥嘴，自己又不是和尚。
不过，朝廷还真没有辜负皇帝的不信任。
他想了想，与皇帝解释道：“明面上确系再未加派过漕课，但，地方府衙往往收支无度，加派了许多别的名目。”
“自孝宗以来，河道、闸口、沿岸均私擅自税，罔利病民，虽累诏察革，不能去也。”
地方财政的来源，名目很多。
按照最初的设计，夏税秋粮、徭役、漕课这种正经项目，理应能够覆盖徐州的收支用度。
但地方衙门就是这样，喜欢把税收到几十年后。
甚至到了中枢“累诏察革，不能去也”的地步。
朱翊钧叹了一声罪过罪过：“徐州地方人杰地灵，在巧立名目一事上，想必很有慧根了。”
孙继皋点头如捣蒜：“名目确实新奇。”
“譬如民间进行田地房产交易时，衙门提供契约纸张和书写工本费，征收商税银三十五两左右。”
“此后每隔几年便说税局变革，亦或者地址更换，府衙以此勒令重新加盖官印作为凭证，反复征收相关税款。”
“又如正统初年，户部奉诏裁撤徐州年收钞税不足三千贯的税课局，徐州对上便停了缴纳，对下仍旧继续征收。”
“再如正德年间，徐州以奉旨选练民兵的名义，自行加征商税一百一两九钱四分五厘，编入正税，助常年经费之用，而县官所征，实不止此，据说收到数千两，当年甚至为此闹出过一场民乱。”
“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什么劝募、摊捐、通过税、停泊税、运河沿岸商货税、商铺营业税……”